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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将来的回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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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5 18:30: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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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将来的回忆 (二)
               
                        第 四 章
                                 
                     三 挫  折
   
     我们没有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也不是“完人”,从北大荒走回来的我们,应该说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也有很多不开心的故事。当年的知青也好,当时的领导也罢,用现在的观点来评说也很难用“好”与“坏”来定夺。对我们来说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有它的意义。平凡寂寞的我们,在淡淡的世界里,也很脆弱,天性会促使我们去追求自身需要的活动,并推动我们去满足理性和欲望的需求。但所有的疯狂和浪漫都会止息,惟有平淡的东西会永存。我们对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不管是“对”还是 “错”,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评说,但那一桩桩,一件件,令人感慨万分的故事,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还是由我们自己来评说吧。我不想违心的说什么“抱歉”,也没有企盼谁来对我们说声“对不起”,但我想有一种声音是可以穿越千山万水的,那就是“灵魂”的声音……。
     我喜欢回忆,往往因为它记载了旧时的一种心境,一种精神状态,或是一桩难忘的痛苦的往事。许多的无知和错误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把它们重新呈现出来。我觉得与其让人虚伪地崇高,何不让人真诚地世俗。
    还是回头晒晒自己走过的路吧。记得那年冬天,连队烧柴严重的紧缺,基层农业连队又不给冬煤。所有的烧柴都寄希望于上山伐木的男工班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上山仅一个星期就出了事故。有一天夜晚,小李子将煤油灯放在床边,一不小心抬手将油灯打翻,顿时床上铺的毛草被点燃,火借风势、风助火威,一场大火无法避免。虽抢救及时,没有引起森林大火,可是避寒用的唯一的地印子被烧了个精光,男知青们的行李和物品,也被烧的所剩无几。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打道回府,并带着仅有的那一车木头下山了。
     连队领导面对这严峻的局面,决定将仅有的那点木头留给食堂做饭用,各宿舍的取暖则只能用毛草、麦秸和豆梗应付了。寒冷的北大荒火炕烧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冷暖问题。数九寒天连队领导大发慈悲,每个班下班前可以派一个人提前回去烧火炕。我们排有一个班的火炕不知怎么搞的总出问题,只要点火后不到十分钟,准能烧着了褥子,害得睡在炕头的周坤,哭了好几次鼻子,我们在上面加厚了炕面泥,可反复修了几次,效果还是不好,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去求援。
     那天我去连部找孙连长,想请他找个明白的老职工帮我们检查一下,看一看火炕是否砌的有毛病……。没想到一进连部孙连长不在,指导员问我干什么?我就把火炕的事和他汇报了一遍,可指导员不等我把话说完,劈头盖脸就是一句:“看什么看,炕搭的有什么毛病,分明是你们偷木头烧,把炕捅坏了”,我忙向他解释道,我们根本没烧木头,不可能是烧柴火的事。可固执的指导员根本不容我说话,看来我们无法统一意见,想求指导员派人去修炕是根本不可能的啦。一怒之下,我狠狠的嘟囔了一句“老顽固”便跑回了宿舍。我想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不派人修我们自己修,我非要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
     我和张玉莉三下五除二,把火炕经常着火的炕面揭开了,掀掉炕面一看,马上就发现问题了,就连我们这群不懂行的小丫头都知道,炕面土坯的间距应该有多宽,可是这铺炕面的间距远远地超出了规定的范畴,难怪会经常烤着褥子,我回头问张玉莉:“这炕是谁搭的?”她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是指导员和小四眼搭的”。听了这话气得我火冒三丈,大声的喊了起来:“指导员搭的又怎么样,就搭这样的炕呀!我找他去……”。
     张玉莉吓得使劲拉住我,可在气头上的我她根本拉不住,我像个小“疯子” 似的冲进了连部,冲着指导员我就是一顿大闹,我拉住他的衣袖就向外走,并嚷道:“指导员同志请您去看看您的杰作吧,还污蔑我们偷木头……”我想当时指导员也被我那“疯劲”惊住了,他半晌说不出话来,只知道赖着不动地方。孙连长一看马上过来解围:“找到毛病就得了吧!别再闹了。”孙连长的本意是平息事态,没想到反倒惹火了指导员,指导员觉得太丢面子了,他猛的一甩我的手,退到办公桌前。指着我的头大声喊到:“你小小的年纪,火气可不小,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你懂个屁!”一句话彻底的把我惹急了。我回敬道:“是啊,我不懂你的屁是啥玩应,可我懂得你挺大个年纪会糊弄人,我看你呀,那么多的盐算是白吃了……”你一句,我一句的我们越吵越凶。连部的窗外围了好多人,连长和几个女战友连推带拖的把我弄出了连部,我知道这次我可真的惹了大祸了,指导员决不会“擅甘罢休”的,我知道他会报复我的,但我没办法,而且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报复来的会那么快,愚蠢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应战的准备,我也没想到这一仗打的会连累了全排的战友。晚间全连集合召开大会的哨音响过之后,我就知道,正常情况下的大会提前召开,肯定与我和指导员打得这一架有关系,果不其然在学习完(读报纸)之后,指导员的话锋一转:“今天说一件我本不想说的事,女工排最近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问题实在是太多,不知道你们排长一天到晚在忙什么,搞对象的也不管,一个排怎么就会有那么多的人休病假,一帮子女孩子家,嘴也不知怎么那么馋,竞还敢跑到菜地去偷柿子,更不像话的是,一点的自尊都没有了,人也不能像牲口一样, 连个地方也不挑……还弄出个大肚子……。”他又一次把小于子意外怀孕的丑事抬了出来,以此来敲打羞辱我们,在那极左的年代,面对指导员这段过于粗俗伤众的批评,大大地伤害了我们,我觉得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就连在座的老贫下中农也觉得不舒服了,有人在小声嘀咕着,太过份了。当时我想他也够“有水平”的了,竟然把我们比喻成……,那你又是什么东西?不等指导员批评完,我已经压不住火了,于淑清和张玉丽想捺住我已经来不及了,我猛地站起来嚷道:“你是好啊!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是也弄媳妇去医院吗.....。”还没等我的第二句话出口,于素清的手已死死的压在我的嘴巴上,她们吓坏了,生怕我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指导员见状马上慌乱地宣布散会。
     当年指导员批评我们女知青“到菜地偷柿子”确有其事。知青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年的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长期的营养不良和严重的生活规律不正常,把我们害苦了,也使很多人患上了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一年四季能吃上一二顿荤菜,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够奢望的,别提什么水果之类的营养品了。所以被逼无奈的知青们经常会弄出不少想起来都让人喷饭的故事来,而女知青进菜地“偷东西”也是事出有因和迫不得已。
                                       
               四    开心的“小贼”真快乐
   
    那一年,新建点调来了一位新的老职工任菜组组长, 此人长了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冷眼看去没有人会相信他是干农活的材料,反而像一位教书的先生文绉绉的。说起来真的好可笑, 我现在都没搞明白, 当年这位老哥哥是哪根筋出了毛病, 竟然和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青闹起了别扭。
    自从这位新组长来了以后,他每天亲自带领菜组的全体成员起五更爬半夜的,大搞科学种田,第二年的秋天,菜园子在他的带领下,没有辜负知青们的辛勤劳动,以少有的大丰收回报了连队。你就看吧,满地的果实丰富极了,什么大头菜,西胡芦,大窝瓜,秋土豆应有尽有。豆角架都被肥大的豆角压弯了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菜,有一种大罗卜好像叫“绊倒驴”生长的最好,白白的脆生生的,一脚就能踢两瓣,还有一种叫“布留克”的菜,也就是类似芥菜疙瘩的一种,长的好大好大。但最让我们喜欢的还是红彤彤的大西红柿,面对那快熟透的西红柿,馋得我们呀直流口水。连长已经多次警告大家说:“如果明年想吃到西红柿,就千万不要动留种的西红柿,如果嘴馋,可以等到挤完菜籽以后再吃。”男女知青很听话,也都能控制自己,起初没有人敢不听警告,也没人想破坏规矩。
    我们在等待,大家都在盼望西红柿快点熟透了。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西红柿可以挤籽了,当吕春香把这个喜讯传递给我们的时候,别提我们该有多高兴了,清晨我们踏着露水不约而同地钻进了菜地,美其名曰去看“挤籽”,实际是想弄点西红柿吃。
    组长头顶大草帽,在大家的围观下,开始工作了。平时组长人很好,工作认真踏实肯干,与小青年相处的也不错。可那一天,不知是咋回事,他的情绪坏透了,阴沉着脸,不吭也不响,就像一个闷葫芦,对谁都爱搭不理,他挤完一个西红柿后头也不抬,咣当一声把柿子扔进水桶里,一个,两个……,好像偌大一个菜地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大家实在是忍不住了,调皮的男知青凑到他的跟前,讨好的与他逗趣说:“组长同志,你老人家昨天没休息好吧?累了吧。”“我们可以帮帮你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所顾忌的在胡言乱语着。大大的破草帽子罩住了组长那张保养得不错的白净脸,组长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继续着手中的工作,毫不知趣我们继续挑逗着,而且越说越离谱,谁也没有注意组长情绪的变化,其实此时的那张白脸早已变成了“猪肝色”。
    突然间,组长一下子挺直了身体,飞起一脚将装满挤完籽的西红柿桶踢倒,红红的西红柿一下子淌了满地。我们是又心痛又生气,本能促使我们一下子冲了过去,几个人同时试图将水桶扶起来,但是还是晚了一步,看着从桶内流淌出来的西红柿,我们心痛的要命,还好被我们快速扶起的桶内还尚存着一小部分,我们暗自庆幸还可以吃到点,就在这个时候,组长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拎起水桶,底朝上一亮相,扭曲的白脸上得意洋洋。我想他可能是疯了,和知青闹别扭,能有他的好果子吃吗!被激怒的知青可不是好惹的,吵架自然是难免的了,对骂开始了……。
    趁他们对骂得时候,我和吕春香蹲在地上,想把没有沾到土的柿子捡起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组长又向我们跑了过来,双脚踏进柿子堆,拼命地将西红柿往泥土里踩,一边踩一边口中还不停地叫骂着:“小王八蛋们,馋死你们,想吃柿子,做梦去吧,我让你们吃,吃土去吧……”我的手不小心被他踩了一下,钻心的刺痛激怒了我,我觉得全身的热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我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双手一叫劲,一把就将组长推倒在柿子地里,不知是谁高声喊道 :“揍他……”忽地一下子冲上来好几个人,要不是孙连长及时赶到,这顿打他是逃不过去的了。
    因为组长的一次不近人情的举动,招来了不小的麻烦,让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有教养的斯斯文文的小姑娘们,也会上演一幕夜里进菜地偷东西的“光荣历史故事”。我们不是简单的为了吃,更重要的是为了报复,我们要让组长知道,我们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想那也是我在34连做的最开心的一件坏事。
    在一个月黑夜,也可以说是一个灰色阴深的夜晚,月光勉强时隐时现地透过玻璃,屋内的各个角落显得阴影更浓,当昏暗笼罩了整个宿舍时,我们整装出发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调皮鬼将麻袋披在身上,并巧妙地将袋子口用绳子系牢,然后再将绳子套在脖子上,向警犬一样偷偷地爬进了菜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除了兴奋以外,还很紧张,确切地讲也吓得够呛。摸到什么装什么,稀里糊涂地弄了一大堆,也算是满载而归了,回到宿舍掀开麻袋往地上一倒,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们互相打闹着,大家把眼泪都笑出来了。笑过之后,凡是能入口的一律不放过,剩下的全都埋了起来。我警告大家不许泄密,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第二天组长在菜地骂了一天“小王八蛋”,我们大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孙连长指导员在男工排和机务班进行调查,没有人会想到是我们干的。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后来还是被“奸细”告了密。我被指导员请到连部,一顿臭骂是可想而知的了,为此我们也在指导员的手里留下了把柄。只要指导员一有机会就会拿它来羞辱我们。
    从那以后,我们和组长家的“礼尚往来”越来越多了。遇到我们这群被逼急了的“小王八蛋”组长家不倒大霉才怪了,今天丢只鸡,明天少只鸭是常事,发展到后来狗又被勒死了。偷鸡摸狗的这些活可不是我们女知青干的,这是男知青的专利。其实那个时候知青干完了这些事也知道害怕,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一个“兵 ”,一旦被发现,兵团也会以“破坏军民关系”来拿我们问罪的。可是还是有人敢做,而且不会有人告密,男知青鬼的很,从给小动物退毛清肚肠到抓把盐在脸盆中炖熟,这一切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会将棉被堵在窗户上,还会在门前放暗哨,以防连干部的偷袭。男女宿舍离的不远,我们看不见但是闻得到,那特殊的扑鼻的香气一飘过来,我们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我们在耐心等待他们敲窗户,因为每次只要怦怦两声响过之后,一定会有人从门外送进一碗香喷喷的鸡肉或鸭肉进来,我们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为了谁,可从来就没有人说出他是谁,我们只知道尽情地享受口福就足以了。
    组长的狗被勒死以后,我们被他又一顿“小王八蛋”的臭骂,大家的胆子更大了,我们配合男知青,又干了一件男知青不屑一顾的坏事,那就是把他家的篱笆拔掉,钻进他家的自留地,帮助他家“清理菜园子”。折腾够了,我们的怨气也彻底消了,听着组长和媳妇的哭骂,我们心里也不太好受。罪过,罪过罪过啊!!!
   
                五   天真幼稚换来惨痛的教训
    记得指导员刚调来时,传说他是因为出了点问题,才从十一连调到我们新建点来的,但是什么问题不太清楚,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心,有一次大家闲聊起指导员,我说:“找十一连的知青问问,他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真的只是好奇心而已,可哪曾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竟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指导员生气了,在排以上干部的会议上敲打我,说我在调查他。吓死我了,借我两个胆子我也不敢查指导员呀! 就因为没有弄明白指导员是什么原因到我们连来的,小小年纪的我,在心里犯了点嘀咕,瞎猜也好假设也罢,以致于后来引出来下一段更让人笑破肚皮的蠢事。
    有一次指导员要到团里开会,孙连长又回老家了,连队当官的都不在,指导员临走时把我和康富叫到连部交代工作,告诉我们说 这几天连队由我们来值班。指导员交代工作上的事情并不多,可对战备的事情却反复的说了好几遍,他说:“连领导都不在,如果出现敌情一定要把全连的同志们集合起来,带领大家向团部方向跑,不要留下一个人……”当时听了指导员的话,我很紧张,我觉得自己的头皮都炸开了,连汗毛也一根根地竖了起来。要知道当年战备的弦绷得该有多紧,我害怕极了,指导员走后那一整天我神情恍惚,干活都心不在焉的,指导员的话反复地在我的耳边响起。巧的是那几天又轮到我们排站岗。我把指导员的指示传达给班长们,告诉她们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千万不要麻癖大意,第一天的夜晚我失眠了,几乎一夜都没有睡,我非常警觉地把耳朵竖起来,还好平安无事的度过了第一个恐怖的夜晚。第二天我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好不容易熬到了黄昏,我想一定要睡一个好觉,否则我要生病了。后半夜一点来钟的时候,我被吕春香猛地推醒了,只听她急促地叫道:“大家快起来,出现敌情,老毛子打过来了…..”我一下子就蒙了头,要知道吕春香可是我们排最老实厚道的一个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一个好朋友,我还没来得及醒盹,马上一骨碌爬了起来,坐起来的时候脸正好对着窗外,远处一排车灯一闪一闪地,向我们的连队开了过来,因为当天我听康富安排工作时,机务班应该在靠近九连的荒地上耙地,绝对不是我们拖拉机的车灯光。我们宿舍对面的方向是苏联边境,平时都是漆黑一片,怎么会有一闪一闪的灯光?直觉告诉我没错肯定是老毛子打过来了!!!
    我迅速的穿好衣服,告诉大家不要慌,我们去团部……。就在这时我脑子突然闪现出指导员那张严肃的脸,和他让我带领全连向团部方向逃跑…..。本来平时对指导员我们就有些想法,这个时候一下子就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孙连长回老家,在连队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指导员还要去团部开会?为什么反复向我们安排战备的事情?为什么让我带领大家向团部跑?怎么会这么巧,指导员走的第二天夜里就出现敌情?突然间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可怕的惊天动地的疑惑!难道指导员知道“老毛子”会来?该不是他“里通外国”吧?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头脑里不停地打转转。
    此时你就看吕春香吧,穿戴整整齐齐,也不知啥时候把背包也背在了肩上,手中还拎了一根镐把,她一脸的凝重站立在地中央,她在焦急的等待我们出发。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人品诚实可靠的吕春香,别瞎想了,我想领大家逃命是当务之急。
    我慌慌张张的跑到门外,刚一出门就被吕春香一把拖到了房后,只见一个人影躲在房山头捂着肚子笑弯了腰,我揪起她一看是周坤,她已经笑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她们在搞紧急集合演习。有人要问了,谁给她们的权利?是我呀,是我别出心裁提出班长可以不通过排长搞演习。这可真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原来吕春香听我传达指导员的指示后,赶巧当晚又是她和周坤站岗,两人一商量就给大家来了一个紧急集合,因为怕周坤笑场,就由吕春香来执行。回到宿舍大家全没了睡意,疯疯癫癫的打闹起来。我们围住吕春香和周坤一顿 “打”,有人竟然模仿小苗拖着哭腔大叫:“快跑啊,不跑就没命了……”慌乱中姐妹们逃命的狼狈相你要是看见,真的会让你笑破肚皮的。
    脑子缺根筋的我,一激动就把我对指导员的“疑惑”和盘端了出来,当时只是觉得自己的“疑惑”很可笑,也没当回事,说完后就把它丢到九霄云外了。 但是我的头脑真的是太简单了,“疑惑”又被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就为了这件事情,指导员单独找我谈话,对我进行了深刻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教育,而且还给我扣上了一顶“诬蔑领导干部”的大帽子。指导员说:“你暗中查我,又不信任我”无论我如何解释,指导员就是听不进去,我很无奈。我多么希望指导员能包容我的任性,会喜欢呵护和欣赏我的童稚啊。但是他真的不喜欢,而且他很生气。
    我觉得指导员当年实在是太“左倾”。我们知青在他的眼中是来边疆被“改造”的“再教育分子”。出于当时中国农民的“狭益性”,他与我们城里来的知青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兵团,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官,兵那有不怕官的,我们是不会有意得罪当官的,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可是做人我有自己的原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我一直觉得,在兵团这个革命的队伍中,“拍马屁”、“打小报告”全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在那里是一场绝对的公平竞争,要的是一个兵团战士的热情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斗志,谁肯吃苦,谁肯真正的卖力气,谁才会是真正的“爷们”,真正的战士,靠歪门邪道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拼命干活,努力工作,我懂得尊重领导,也很喜欢结交朋友,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亮的,我也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的童心是美好的,但世界并不因为童心的祈祷而温柔。
    那年我参加了整党,面对混乱的连队,不团结的领导班子,我们寄希望于这次整党,能够改变连队的局面。因为知青们对指导员有很多的意见,平时大家也经常私下里骂他,我心里也觉得不舒服。也许因为被指导员下令“五花大绑”的大张,也许因为险些“死于难产”的小于子,也许因为“赔了马钱”的大龙,也许因为我的“年幼无知”和骨子里的“倔强”。作为群众的代表,我想整党是我们与指导员交心的最好时候,我要代表知青们说几句话。我们多么希望指导员能对我们发发善心,关心一下我们啊,就像老司务长在保护大张时说的那句话:“能不能把他们看成他自己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知识青年,不要把我们当成“劳改犯”。我决定掏心窝的给指导员提几条意见,也通过整党说说我们的心里话。其中我说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请指导员搞清楚我们知青的性质,善待我们。其二,我劝指导员,放下农民意识,不要为了今天你家的鸡上了我的菜园子,明天我家的猪又“拱”了你家的苞米地,这类的小事与邻居发生矛盾(因为指导员家和邻居经常闹别扭)。身为共产党员,又是一名领导干部,有损于党的形象。更不该利用手中的权利,借此打击报复。
    指导员邻居的女儿,是我们排的一个小班长叫张玉丽, 平时我们相处得很好,用小班长妈妈的话说:“你也姓张,名字中间也是玉字,咱们是一家子,你们这些可怜的城市娃娃,离家好几千里地呀,够不容易的了,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吧。”在那个年代,听了她的话,感动得我直掉眼泪。小班长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河南人,有时候家里杀个鸡宰只鸭的,少不了请我们到家中去解解馋,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好事情。可是指导员不这么看,因为小班长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我去小班长家吃一次饭,指导员就找我谈一次话,内容只有一个,你要站稳立场,要小心“筷子头上的阶级斗争......”起初我很听话,后来警告多了我就烦了,只要小班长的弟弟小玉旺,将他那张圆圆的胖嘟嘟的小白脸贴在我们宿舍的窗玻璃上,并把自己的小鼻子压的扁扁的,向我做鬼脸的时候,我就知道又有好吃的了,那个时候,指导员的警告全都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整党是纯洁组织教育党员一种方式,我觉得党内就应该知无不言,如果党内的会上不能说,其他地方更没法说了。指导员身为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觉悟一定很高,可我想错了。指导员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好。听了我的话,气得指导员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我那时真的是为他好才说的,岂不知会深深的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而也真的犯了“祸从口出”的大忌。
    1975年好像也是最后一批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又一次落到了我们连队,更好的消息是我们连队竟然有三个名额,全连的知青沸腾起来了,战友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连队召开了全连大会,指导员在大会上宣布了连队党支部的决定,先自愿报名,然后各部门开会投票,汇总后票数居前三名者为准,不再重新投票。我大胆的报了名,我渴望上大学。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等待着投票的结果。那几天我觉得全连大多数的人都无心工作,想上大学的而且报了名的知青更是魂不守舍。结果很快出来了,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前三名中有我。
    可是我高兴得有点太早了,指导员出尔反尔,收回了由他领导的党支部并且已经向全连宣布完的决定,又重新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来,就是除了前三名以外扩大到第五名,然后召开排以上的干部会议,重新投票。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因为指导员想帮助一个没有进入前三名的“亲信”上大学,老天不作美 ,遗憾的是,那位 “老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混了个五票,指导员主持会议,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考虑到连队团支部工作的需要,现在有两名团支部委员进入了前三名,但是不能都去上大学,要留下一个人,支部考虑到小芳是团支部副书记,为了工作需要应该留下来”。指导员的一席话好比晴天霹雳,顿时击的我头晕目眩,后来他又继续说了些什么,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一句也没听见。一片茫然,只有悄无声息的改变陪伴着我,我不想放弃,可你不放弃也不行,因为你没有权利做出任何决定……。
    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是,连队将当时票数排名第一,第三,第五名的三人报到营里。排名第二的我,在连队这一关已经被指导员以“工作需要”为由拿下了,按理说排名第四的应该上去,不知道怎么搞的,可怜排在第四名的且表现极佳的小吕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从而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而排第五位的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营里拿下了,连队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一名上大学名额。
    二十来岁的我,是在家庭以及学校的严格教育,和正统的督导下成长起来的,自认为具有正直正派本分的品格,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对人的品格的展现与评价,也会变味。也会给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伤害。离开校门,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社会经验,有时连起码的社会常识都不懂,根本不善于,可以讲完全不懂如何来保护自己,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不过是风中的一束“弱草”而已。你想啊,“得罪”了顶头上司,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当年的我还是一个小毛孩子,不懂得如果别人不喜欢你,是自己还不够让人喜欢,如果无法说服他人,是因为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要想事情改变,首先得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才会最终改变别人,才可以最终改变属于自己的世界。可是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呀,我还不具备正确地证明自己生存价值的能力。我可以忍受指导员的固执已见,但却很难容忍他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1975年的下半年~1976年是我最痛苦难熬的岁月,留在三十四连的我提不了干,入不了党,大学也不让上。就连营部和团里想调我到其他岗位工作,指导员也不同意放我走。
    一系列的打击彻底把我击垮了,我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重要的是我的信念有所改变了,不在那么坚定信心,那么无私无畏了,看着曾经满怀激情的人们陆续的一个个寒了心,有的人已经开始走了,而留下的也没有了以往的热情。面对混乱的连队和不团结的领导班子,在看着我心中崇拜的榜样崔副连长因为过度的劳累,大病不起,每天靠输液维持病体,最后不得不回北京治病。我最要好的朋友小曲也跟随哈工大去四川支援“三线”建设了。而我最亲近的恋人上大学离开我一年多了。我心灰意懒,坚定的心也开始动摇了,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失败,我几乎崩溃了。悲痛之后的我,慢慢地从幼稚与彷徨中醒了过来,我怀疑自己好像是被谁彻底地欺骗了。我突然间变了,变得自己都有点不相信自己了。开始不满现实,不满足于无尽地无效的劳动,面对吃尽各种苦而不得回报的我,开始对连队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怨恨,我变得喜怒无常了,就连最要好的朋友于淑清都不得不让我三分了。
   我向连队提出不再担任代理排长,我觉得自己没脸在担任团支部副书记了。我要在农工排做一名最普通的农工。可连队领导班子又不同意我的请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远在家乡的老父亲接到了女儿的一封信,他老人家很担心,连年都能接到“五好战士”喜报,一向积极向上报喜不报忧的女儿会在信中可怜巴巴地告白:“我是大海中断了帆的一叶小舟,天漆黑漆黑一片,我飘荡在茫茫的大海中,不知道海浪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我……”
   实际上当时我是把自己困在一个叫寂寞的瓶子里,有些寂寞渗透到人的骨子里的,飘飘忽忽的我,只能放任自己被其掩盖,我试图挣扎着想跳出去,可是瓶口太小,我出不去了。我记得鲁迅先生说:“受伤了,便钻进草丛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绝不烦别人敷药”。    
   当时的我经过了这些磨砺后,我不知道如何走出困境,我只能为自己的痛楚买单。被逼无奈,为了证明自己的“刚直不弯”,为了让指导员善待我们知青,我开始有意与指导员为敌。虽然也试探性的用了一些天真刁钻的伎俩来测试指导员的耐心,后来我发现我的小伎俩好似井绳,而指导员的“耐心”却是井水,井绳有多长,井水就有多深,小小的我怎么可能是指导员的对手哪!
   
                      六 代课老师
     我非常的感谢孙连长,在我最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把我安排在连队学校代课。说起当代课老师的日子,又会有笑破肚皮的故事。
    农业连队的学校,那哪是学校啊,可怜的老垦荒战士的子弟们,求学之路又是何等的艰难,由于连队远离团部,孩子们无法去团部上学,只是在连队盖一间小房子,用木板钉几排一高一低的简易桌椅,然后挂一块破黑板,在安排两个知青当老师,学校就成立了。大连队老职工比较多,孩子也不少,可以分年级授课,可新建点就可怜了,一块黑板分三块,上午一,三,五年级上课,下午二,四,六年级上课。我负责教一,三,五年级的语文课。
    第一天上课就出了笑话,我安排五年级的大学生写作文,叫三年级的学生默读课文,而我在黑板上写一年级的新课文的生字,还没写上三个字就听见五年级的一个学生嘟囔道:“张老师,那个字是一竖,不是一撇.....”,平时草体字写习惯了,稍不认真就会被抓着小辫子,孩子们可不惯着你。底下开始起哄了,我急了训斥他们一顿,课堂纪律好了一点,我继续往下写,不一会就听见背后传来了大大的喘息声,原来是一年级的小男孩和三年级的小女孩打了起来,小男孩的一只手死死地揪住女孩的头发,而女孩也不示弱,手指狠狠地掐住小男孩的嘴角,眼看着小男孩的嘴角流出了带血的口水,我大叫着:“住手!不要打了!”可没有人理会我的喊叫,我冲了过去,用尽全身的力气,想把他们拉开,可是没有用,战争仍在继续。两个人好像小牛犊顶架,犟的很,拉都拉不开。一气之下我随口一句:“打吧,使劲打,看谁能把谁消灭掉!”我的话还没落音,马上就有人接下话:“对!打死一个少一个”,一听这话,我一下子憋不住笑了起来。孩子们一看老师都笑了,他们可来了情绪,“加油!加油!”,呼喊声此起彼伏,也不知谁那么讨厌将一本书,一下子仍到了我的脑袋上,我急了一反手将书扔了回去,这下子可坏了,书本满天飞,整个教室乌烟瘴气。不一会就把在隔壁办公的孙连长给招来了,孙连长进来一看,嚷道:“都老实点,别打了,好好上课”,然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憋不住笑走了。我继续上课,可还是忍不住笑,我说学生:“你坐下!”学生也说:“你坐下!......”。
    你说这课还能上下去吗,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我拿起书向门外走,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孩子们也都冲了出来,呼地一下子六七个人都挤在了门口,我被他们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出不去也进不来,死死地卡在了孩子们的中间,五年级的孩子有的比我的个子还要高出半头,孩子们喊道:“挤呀挤,挤香油......” 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孙连长在隔壁笑的腰都直不起来。后来孙连长说:“你哪里是在给学生上课呀,就是个孩子头啊”。我努力的坚持着,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我想我会继续我的代课老师工作。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教室,今天一年级的小吴同学又迟到,我很生气,小吴同学不喜欢读书,上学是父母和奶奶硬逼他来的。这个孩子很顽皮,又非常的好笑,好流鼻涕 ,而且重来都不用手帕,喜欢用袖口擦鼻子,用的时间长了两个袖口被他擦的铮亮的,小脸也膻的通红。我曾经多次批评他,可就是改不了,今天一进门又是老动作。一看他我就来气了,我说:“你怎么又迟到了,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许用袖口擦鼻子,为什么不改,今天回家去吧,改好了再上学”。小家伙的脾气可真的不小,撒腿就跑回了家,一会的功夫就把他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请来了,那老人家的脾气更倔,大冬天的柱着一根自制的龙头拐杖,颤颤巍巍跺着“三寸金莲”来到学校,愤怒地举起拐杖对着学校的窗户邦邦的一阵敲,一边敲口中还一边不停地嚷道:“我看哪个胆大的,还敢把贫下中农的孩子撵回家,你给我滚出来!……”这家伙,可把我吓坏了,我躲在教室的角落里,根本不敢看她,别说出去了。她老人家不依不饶的敲着,我不知如何是好。多亏孙连长来解围,否则我真的不知怎么收拾残局。我决定,这个代课老师不当了。
    人的一生没有平坦的大路给你走,但如何在坎坷的道路上为自己铺出一条可行的路,除了上天给你帮助以外,还需自己去动脑动手铺设一条可供自己前进的路。在兵团生活了几年后,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受挫,被摔打出来的我,终于学会了不怨天尤人,有实力的人决不偷看上帝的手里握着什么牌,你可以置人的评价与不顾,你却无法使人不评价,所以我觉得我既不可能,也不会向指导员那种人低头,也没有必要跟他继续的拼争下去,人真该牢记“两只山羊过桥”的寓言,让步是人格行为上的勇者,我不再和指导员对着干了,因为无论我们怎样不断的努力奋斗,但一切总没有尽头,在没完没了的欺骗和较量中,我渐渐失去了可以拥有的闲暇和轻松,心情的弦越绷越紧,于是笑容越来越少,感觉越来越累,我开始修正自己,而我能做的也只有消极怠工和泡病号本事了。都说苦难是河水,我们都是泥人,那么天堂在哪里?
    一个人能够坦然地面对横逆,但不等于要屈从邪恶。当年我是漂洋在大海中的不甘沉没的一叶小舟,因为小舟载着一个青年人的勇敢无畏和最绚丽的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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