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爱好分享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热搜: 帮助 活动 discuz
查看: 183|回复: 139

生命中的兵团(全书完)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0-9-25 12:46: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生命中的兵团.JPG

献给一代知青和后人。
历史无声,因为它已经逝去。
历史有声,因为它告诉后人如何面对未来。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2:51: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上册.JPG

生命中的兵团

引言
历史走到“六一八”

在中国地理版图的东北方,有一片以深绿色标注的大平原。借助于某个物体来比喻它的形状很难,我们权且将其视为一大一小两片浩瀚的湖水,其间有一条大河相连。这种比喻的合理之处在于,这片平原确实是自远古以来由江河之水连年冲刷所致。
如果把中国的国土形状视为一只翘首的雄鸡,则较大的那片“湖水”位于鸡头的偏西南部位。它南起渤海湾,北至小兴安岭,东、西两侧分别是长白山和大兴安岭,南北纵贯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它的南半部叫辽河平原,北半部叫松嫩平原,中间以松辽分水岭为界,合称为松辽平原。稍小的那片“湖水”位于鸡嘴部位,其东、北两端与俄罗斯相接,西至小兴安岭,南抵长白山,在其西南部的端点伸出一条“大河”与松嫩平原相接。这片“湖水”叫三江平原,那条大河就是从哈尔滨“流”向同江市的松花江流域平原,它把松辽平原和三江平原连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第一大平原——东北平原。
这是一片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的年轻平原,南北最长距离约1000公里,东西最宽距离约400公里,总面积约为35万平方公里,在世界大平原面积的排行榜上位居第十。东北平原的土壤质量由南向北逐渐提升,南部的辽河平原以含氮量较低的黄色土壤为主,从东辽河再往北,则是中国唯一的黑土带,这是大自然赠予中国人的一块最肥沃的垦殖宝地。充盈的大气降水造就了嫩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4条大河及诸多支流,以及有一千多平方公里面积属于中国的兴凯湖。发达的水系,为这里的山林、草原和农田提供了丰富水源;人类活动的稀少,让这里的大片野生植被在千万年里自生自灭,逐渐形成富含天然氮、磷、钾的,厚度在30至100厘米之间的黑土层,其有机质含量达到5%~10%,成为自备丰富肥料的待垦沃土。日伪时期的《满洲三省志》曾描述这里是“洪荒草木,朽腐积层,构成一天然肥沃之地域,一经开垦,百谷皆宜。十余年内,不用肥料”。在中国民间,人们把这里的土壤肥力喻为:“攥把黑土出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
如此宝贵的黑土地,在整个地球表面只有四大片,一片位于南美洲潘帕斯草原,一片位于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片位于欧洲第聂伯河畔乌克兰平原,还有一片就在中国东北。
对于这片土地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先秦时期《山海经》的“大荒北经”,内中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其中“东北海之外”意指从今日中国东北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荒凉之地,“不咸山”即为长白山,而“肃慎氏”则指古代居住于牡丹江地区,以狩猎为生并从周朝开始向中原王朝纳贡的满族人祖先。
中华文明起源于曾经山清水秀的黄河流域,并逐渐向气候更为温暖的长江流域扩展,遥远的东北平原在东亚农耕历史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尽管人类在东北平原的栖居历史可以追溯到两万年前,但每年无霜期较短的自然环境,让这片大荒之地在漫长的历史中避开了人类成规模的农业开发活动,只能遥望中国内地的繁华与喧闹。
然而,在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和大自然可供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之时,人类的农耕活动必须开拓新的空间。相对于土地贫瘠的中国西部和人口众多的江南,亘古沉寂的东北平原终归要以它巨大的农业潜力而变身为一块吸引移民的强力磁石。
今天,在人类社会从技术理性的现代向生态理性的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类的自然哲学观也在从“主客二元对立”向“系统整体性”转变。但在奉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近代和现代,人类一向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的价值只存在于服务人类。
中国人在东北的开垦活动,最远可上溯到秦汉时代的民间拓荒。在辽、金、元、明各朝也有过零星屯垦的历史记载,但当时都缺乏政权的规划和组织,既不成系统,也缺少连续性。古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也限制了内地中国人向东北的自主性和成规模的迁徙。
中国对开发东北的需求增大,取决于中国人生存需求的增大,而决定需求大小的最核心因素就是人口总数。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2:55:19 | 显示全部楼层
公元初期,我们的地球还算清净,因为那时主宰和利用万物的人类只有2亿多人口。1600年后,这个数字渐增到了5亿。此后,人口的增长开始加速,到1800年已翻番为10亿人,其中炎黄子孙的贡献尤显突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清嘉庆五年(1800年),中国人口攀升至3.2亿。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中国的人数已高达4.5亿。
人口数量雄踞世界之首的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却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人口的分布又极不均匀。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中国人口分布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人,临近东北的直隶(河北)、山东、河南三地的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9.2人。而在此时的东北三省,每平方公里平均仅有0.7人。
一方面是“开疆扩土”式的资源占有对中国已不再可能,另一方面是中国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对扩大耕地面积的需求,二者形成了一对矛盾,也决定了一个趋势:要填满数以亿计的吃饭之口,一部分中国人必然要走向地广人稀的东北。
清王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为加强对中原的控制,掀起了一场“从龙入关”的满民大迁徙,让原本就地广人稀的东北变得十室九空,房毁地荒。盛京地区的满人只剩下3万,全东北各族总人数不足40万,还没有今日北京市一个平谷区的人口多。加上政治中心的南移,东北已近乎为一块失管荒地。
顺治元年(1644年),满清王朝为加固起家根本,开始在辽东地区实行招垦政策。据《盛京通志》记载,顺治十年颁布的“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斤。”政策之优惠,吸引了最早一批“闯关东”的内地汉民走向东北。
实施到康熙六年(1667年)的招垦政策,让东北平原的南部得到了23年的发展生机,由此造成的人口相对密集,为辽宁地区后来成为东北工业的中心地位打下了早期的基础。
但大量汉民的出关,又给清政府带来了一层忧患:中国人向大自然讨生活的顽强精神,在大批关内移民的身上显现得过于突出了。他们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疲倦地向山要参,向水要鱼,向林要木,向地要矿,如此下去,天朝的“龙兴之地”岂不成了汉人的天下,满人在夺取中原之后岂不又被汉人夺了老家?
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下决心废止“辽东招垦令”,乾隆五年(1740年)又发布对东北的封禁令。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年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山海关,东至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东北大地,是满人入主中原时带给中华疆域的一份厚礼,而清王朝对东北移民的封禁令,在客观上也给中国留下了最后一大片接近原生态的肥沃之地。但是,两位清帝对移民东北的“封禁”,又为国土和资源的守护种下了巨大忧患。
在奉行“丛林法则”的沙皇俄国眼中,人烟稀少的东北是一块无人守护的肥肉。哥萨克人的经年入境掠夺表达了一种俄国的民间态度,而沙俄政府期待的则是在法理上一劳永逸地占有东北。这个时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到来了。
1858年4月,沙俄以“助华防英”为借口,用武力逼迫以守土为责的黑龙江将军奕山行割土之事,双方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规定,中国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包括中国最东北部的出海口)全部割让给沙俄。
面对强敌觊觎和经济颓败的双重压力,清廷一方面以奕山无权代表国家割让领土为由,对中俄《瑷珲条约》不予承认,另一方面又被迫重拾在东北“驰禁放荒、移民实边”之计。1860年9月,清廷开始一点点地向关内垦民开放东北的荒地。尽管气度不大,步伐缓慢,但被关闭长达192年的东北大门毕竟又向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的关内汉民开启了一条求生的缝隙。清代的第二次“闯关东”之潮开始涌动起来。
但就在清廷决定小步放荒两个月之后,俄国人开始大步进逼东北。
沙俄利用在对华战争中大获全胜的英法两军对清廷形成的胁迫之势,以调停谈判有功为由,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连同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给沙俄,同时又逼迫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俄《瑷珲条约》。
这两个条约就像两把利刃,直接切走了中国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约3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原本接海的黑龙江和吉林由此彻底变身为内陆省,东北最北部出海口向南一直退至辽宁丹东,东北三省濒海的局面由此转变为一省临水。对于这一变化体会最深的,莫过于曾经面向大洋的吉林珲春。在1860年以后,这里的居民只能隔着划给俄国的那几十里宽的狭长地带去品味东风带来的海洋气息了。
根据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在中国西部再割44万平方公里国土,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及其5个勘界议定书,又让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易手沙俄。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沙俄就从中国拿走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国际关系史上,清王朝一举打破了分文未进,一弹未发而出让最多国土的世界纪录。
纵观世界史,全球没有第二个大国像中国这样遭受过如此之多的侵犯,承受过如此之多的凌辱,拱手让出过面积如此之大的国土。而这样的屈辱并没有就此结束,继沙俄之后,另一个觊觎中国领土的敌人正在日益强大,这就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日本。
就在沙俄割走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8年后,同样饱受过西方列强欺压的日本断然选择了一条励精图治的新路,启动了“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到19世纪末,日本已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变得强壮起来的日本人,快马加鞭地挤进了列强争夺全球殖民地的队伍,亮出一个以获得中国领土为核心目标的“大陆政策”。1894年开启的中日甲午战争,让日本在推进这一计划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场在亚洲第一立宪国和亚洲最大君主国之间的拼杀,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完败宣告结束。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签署中日《马关条约》,将“龙兴之地”中最宝贵的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
待啖之食,岂容他人染指?满心独吞中国东北全境的沙俄面对日本的搅局拍案而起。
就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的当日,沙俄即联合德、法两国共同对日施压,要求日本立即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已被甲午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日本迫于列强重压,被迫同意让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只能红着眼睛等待下一次切割中国东北的时机。
在俄日较量中首战告捷的沙俄趁胜前进,开始加快实施独霸全东北的计划。1896年,沙俄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举拿下在中国东北建造中东铁路的特权。1897年底,沙俄舰队擅闯中国旅顺口,次年3月又强行向中国“租借”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终于把日本人欲取而不得的辽东半岛纳入囊中。
1900年的“庚子之乱”为俄国人提供了在东北进一步扩张的机会。沙俄以镇压义和团为由,调13万大军侵入中国东北地区,驻守东北的9万满清弱旅不知所措。10月1日,俄军占领奉天,4日占领锦州,6日会师铁岭,就此控制住了东北的全部战略要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占据东北的俄军坚拒回撤。因日本、英国的反对和施压,沙俄于1902年4月8日悻悻地和中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承诺在一年半内分三期撤兵,但接着又于1903年8月成立了以旅顺为中心的沙俄远东总督区,继而重占奉天(沈阳)。
在争夺中国东北的第二番日俄博弈中,沙俄再占上风,让日本在旧仇之上再添新恨。但仇恨只是感觉,比感觉更重要的是利益。沙俄一旦全面控制东北,日本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势将化为无形。兹事体大,长远国家利益迫使日本不惜一战。
1904年1月13日,日本对沙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沙俄保全中国满洲领土以待“日式料理”。在遭到俄国人拒绝之后,日本于2月6日宣布与沙俄断交,两天后即调动海军向沙俄太平洋分舰队发动鱼雷攻击,日俄战争就此拉开大幕。双方在此战中投入兵力总计近百万,从海上到陆地斗得天昏地暗,对马海战、辽东登陆、旅顺争夺、辽阳会战、沙河攻守、奉天会战……双方一路殊死搏杀。而作为战场土地主人的中国,却只能以中立身份为两支外国军队划出交战区,令本国臣民在异国争夺自己家乡的血战中流离失所。这是一段世所罕见的大国历史奇观——划出战场来,让意欲吞并自己国土的两个侵略者刀枪相见。令人尤为不堪的另一个事实是,在10年前甲午海战中被日本俘获的中国北洋水师的“济远”号战舰,此番被日本投入了与俄国人争夺中国东北的对马海战。
在这一轮较量中,顽强的日军取得了在对世界强国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大败亏输的沙俄屈膝求和,在1905年9月5日和日本签署了日俄《朴茨茅斯和约》,属于中国的东北主权之一部,在两个外国之间易手了。
《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向日本移交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及其他相关特权,并将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支线及附属权利、财产和煤矿全部转让日本,库页岛南部及其所有附近岛屿归属日本。日本作为新生殖民力量带兵进入东北的通路就此已被铺平。
在沙俄割走中国的半个东北后,日本决意夺下剩余的所有土地。中国之所以在风雨飘摇的政局下还能把这部分领土保全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列强在瓜分中国过程中关于“平衡规则”的共识。
弱肉自当强食,但强者人人有份,谁都不能取之过多。凡图谋过多利益者,必遭其他强权的围攻施压,甚至引发战争。一个国家的主权多寡由殖民者的胃口大小和相互间的游戏规则来决定,大国之哀莫过于此。
在世界殖民史上,西方强国长期抱有一种“移民不分先后,强者落地为王”的观念。1992年,美国举行纪念欧洲人发现北美新大陆500年的活动,遭遇到了印第安人的游行抗议。因为在西方人的认识中,北美新大陆在欧洲人迁入之前本是无主之地,对印第安人原住民在哥伦布“发现”北美之前的存在则视而不见。对家园丧失和族群遭屠的久远记忆,让北美洲原住民的后代们至今耿耿于怀。
沙俄和日本的领土主权逻辑也延续了西方殖民者的这一观念,他们坚信中国东北是归属待议之地,谁强就由谁取,全然不顾中国人如何声张主权。而汉人长期被禁止移民东北,少数民族在东北人口又很稀少的事实,也为俄、日的“满洲主权未定论”提供了口实。
濒临坍塌的清廷,已到了急需借助东北予以支撑之时。国力羸弱、民不聊生的现实,逼迫清廷加快了在东北的放荒筹饷,而日俄争夺吞并东北的意图和作为,也要求清廷向东北更多更快地输送移民以占据土地。说到底,这是被列强拼抢东北之势压出来的国策。在兵不如人、技不如人、力不如人的情况下,泱泱中华大国与强邻尚可一搏的,就只剩下拼移民了。此时对清王朝来说,汉人出关对东北满人利益的排斥已成疥癣之疾,而强邻对满清“龙兴之地”的步步侵害才是心腹大患。
1896年,沙俄在筹建中东铁路时亮出了一个“每年向东北移民60万人”的计划,此举震动了中国朝野上下。此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告失败,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殖民态势,清廷的自救之策只能从“以夷制夷”变身为“以移治移”。通过移民来变“虚边”为“实边”,成了清末的中国在维护东北主权上唯一能做到的一件实事。兹事体大,时间紧迫,清廷开始采取行动了。
清光绪帝制定的《通肯垦务章程十一条》,在时间上抢在了中东铁路于1897年动工之前。为了配合垦务的落实,清廷还下令在齐齐哈尔设立招垦局。
在此之前,清政府在放荒的步伐上还是小步慢跑:1860年开放呼兰河平原,1861年开放吉林北部草原,1864年开放伊尔门河流域,1866年开放桦皮甸子(今吉林桦甸县北),1868年开放在盛京和吉林的皇家围场,1878年解除汉族妇女移民关外的禁令……放荒的规模都不大,地点也主要选在奉天(辽宁)和吉林。而从1896年开始实施的新放荒计划显示,清王朝要在移民赛跑上全力而为了,而且主要目标已直指距俄国最近的黑龙江省。
1898年,清廷在黑龙江通垦地区放荒22万公顷,次年再放23万公顷,其中包括通肯(今海伦市)、克音(今绥棱市)和柞树冈(青冈县)等地的荒原。至此,政府在东北全面放荒已成定势,剩下的只是一个大放荒决断的时间问题了。促成清廷痛下决断的,是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枪炮之声,在两军血战正酣的1904年,清光绪帝终于下诏将东北三省土地对关内移民全面开禁,大门洞开之下,新的一轮闯关东的移民高潮到来了。
从通垦放荒到清朝灭亡的这13年里,全东北的人口增加了2.4倍,其中关内移民及其后裔至少占到1000万人。如此庞大的移民规模令沙俄和日本望尘莫及,这是晚清中国在与列强竞争中的唯一一场“大胜”。
历史数据表明,东北地区人口在1767年(清朝对东北实行192年移民封禁的中期)约为71万,在1860年(清咸丰对移民东北的解禁之年)约为300万,在1898年(清光绪实行对通垦地区放荒之年)约为542万,而到1911年则达到1840万,其中奉天(辽宁)约1100万,吉林约554万,黑龙江约186万。由此可见,截至清朝倾覆之年,黑龙江省的人口总数最小,因而开垦的潜力也最大,这一点决定了黑龙江在后来半个多世纪里注定要成为东北开垦的重点。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开始的辛亥革命推倒了腐朽的晚清大厦,但是在晚清掀起的这场东北移民大潮,却未随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成立而衰退,因为强邻磨刀霍霍意欲入主东北的危局并未因中国爆发了革命而出现缓和。
新政权在中华民国元年即成立拓殖协会,提出“开发边土,增产兴业,筹备军饷,杜绝帝国觊觎,减轻内地人满之患”的开发东北的主张,拟定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并在东北成立负责面积量测的丈清局和开荒部署的垦殖局。
作为闯关东的河北移民后代,时任东三省巡阅史兼奉天督军的张作霖深谙移民固边、发展一方经济的道理。他以东北边防屯垦督办的名义在1923年设立垦务局,1925年下令大规模招垦,并向移民提供优惠政策和交通便利,导致关内移民东北的人数连年激增,在1927年到1929年三年里连续保持了每年过百万人移民的规模。这是张氏父子两代人持续推动的结果。
在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在沈阳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他在1930年易帜于国民政府之前成立了东北屯垦委员会,之后又设置了兴安屯垦督办公署,继续和日俄展开移民东北的竞争。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2:58:59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中国人口史》给出的数字,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全境之间的19年里,东北人口从2169万增长到2907万,增长了738万。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数据,从民国元年到1930年,东北移民总数达899万,其中定居东北者594万,返回关内家乡者305万。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内新增人数中的80%为关内移民。
这些移民构成了东北人口的主体,也形成了东北社会的不同阶层,其中一部分人后来不仅成为中国在东北抵抗日本占领的抗日联军的兵力来源,在中共于抗战胜利后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由此出发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回溯到晚清的“移民充边”,我们可以说,来到东北的关内移民及后裔,是在近代和现代史中对中国的内忧外患具有最深体验的一个群体。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无论履行的实效如何,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里或多或少地都承担过国家赋予的“实边”使命。
就在一批又一批关内农民在东北平原盖房、筑路、伐木、开垦、种植的时候,无孔不入的资本也带着更大的经济体量和更高的开发效率北上了。
东北的第一家农垦公司由一个闯关东的沪商创立,承领土地10多万亩,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奉天锦县创立了“天一垦务公司”。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瑞丰农务公司在讷谟尔河南段承领34万亩荒原,购进火犁(拖拉机)两台,在黑龙江开创了引进农机开展垦殖的先河。
清宣统二年(1910年),关内商人承领了长白山太平岭东麓的东宁荒地,创办了富宁屯垦公司(后更名为阜宁屯垦公司)。
清宣统三年(1911年),吉林长岭出现了官办的农垦公司,起名“天利”,承领8万公顷荒地招民垦殖。
尽管这些企业在管理上还属于封建经济的模式,但它们在集团化垦殖上已为民国时期进入东北农业的民族资本踏出了一条前车可鉴的投资之道。
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1931年(日本全面占领东三省之年),投资东北黑土地的中国垦牧公司达到24家,其中名头响亮的,有从1912年起先后成立的绥滨五大公司,有从1914年起先后成立的呼玛三大公司,还有在1921年成立的第一农林社股份公司。
商业投资的根本动力永远来自利润。在未来价值深不可测的黑土地上卷起的集团化和机械化的开垦风潮,不仅卷入了中国的官僚、军阀、买办、侨商和资本家,也吸引了海外资本的逐利目光。
1912年,来自英国、苏格兰和美国的商人看准了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转机,当年合股创办了满洲开发公司,11年后转卖给美国人摩尔干和巴马氏继续农场经营。
同年,江浙财阀和美国商人合资创建火犁公司,带动了4家公司加入投资绥滨的行列。这五大垦殖公司在鼎盛时期占有的耕地面积,曾一度达到绥滨县总耕种面积的三分之一。
1925年,由黑龙江军阀成立的广信公司开始和由哈尔滨白俄资本家建立的农县垦殖公司合作经营,让北大荒出现了第一家中外联营的农业企业。
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在东北土地上的出现,自然要把以家庭为单位,以人畜为动力的小农经营挤向开发黑土地活动的边缘。一个官、商、民共举,近代化和封建式经营共存,农场和家庭作业同在的垦殖大格局在东北平原上初显端倪。
如果没有日本从1931年起对东北全境的占领,由旧中国主导的北大荒开发并非没有走向全面农场化的可能。尽管困难重重,毕竟国家可治匪患,天灾并非永恒,内战之火也没有燃至东北,但“九一八事变”把这一假设变成了永恒的不解之谜。
1930年5月,中国的各路军阀在中原地区十分敬业地掀起了一场同室操戈的大战,东北军挥师入关卷入战团。在同年的10月和次年4月,国民政府又先后两次发兵围剿在江西的中共武装割据地区,内战之火从北向南一路劲燃。
就在中国陷入如火如荼的内战之际,从日俄战争后的1905年起即有权驻扎南满的日本军队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人数不足两万的日本关东军把在内战中素有“东北虎”之称的16.5万中国东北军像赶羊群一样轰进了山海关,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占据了东北全境,并在1932年3月扶持起一个完全由日本控制驱使的“满洲国”。
占领了面积超过日本国土三倍的中国东北,是日本从19世纪末制定“大陆政策”以来最大的利益斩获。日本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在北御苏联的同时,让这块土地为日本发挥好容纳人口和产出财富的作用。又一次面向东北的农业移民潮出现了,但这次移来的不再是华北平原的中国农民,而是日本开拓团。
193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拓务省提交的“第一次试验移民案”,政府随即以本土东北11个县为中心招募和训练农村退伍兵,很快在中国东北的永丰(桦川)建起第一个移民村。在其后的三年里,日本分别向七虎力(桦南)、王荣庙(绥棱)、 城子河及哈达河(鸡西)再发三批武装移民。1935年日本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专事向中国移民的组织和派遣。1936年,日本又向黑龙江密山移民千户,犁锋直指东北平原北部的肥沃之地。
1936年8月25日,广田内阁为实施作为“七大国策”之一的移民东北战略,抛出“满洲移民开拓推进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日本将在1937年到1956年间,以5年为一期的步伐,分四次向东北移民,招募对象由转业军人转向普通农家。计划规定,日本将从1937年至1941年向东北移民10万户,1942年至1946年移民20万户,1947年至1951年移民30万户,1952年至1956年移民40万户。总计移民100万户,总人数达500万。
这500万移民在人口体量上对日本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在计划开始实施的1937年,500万人是日本总人口(7063万)的7%,在计划终点的1956年,500万人则是日本总人口(9012万)的5.5%。如果此计划得以完全落实,按照平均每对移入中国的日本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来计算,1956年在东北的日本农业移民及后代应大致为同期日本总人口数量的10%,达到约一千万人的规模,尽管他们在人数上仍不是中国移民的对手,但在主权易手的情况下,这上千万人和其他经济领域内的日本移民合在一起,再加上关东军的存在,势必造成中国东北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日本化”,从而为日本的权力中心西移大陆铺出一条坦途。
放长了看,这20年内的4期移民不过是日本向东亚大陆扩张领土计划中的一支殖民先遣队。他们不仅承担着为日本开发和利用中国东北资源的使命,还是日本日后向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实施扩张的人口种子,同时还可以为更多日本人后续西移大陆创造条件并提供经验。
那么,这100万户日本开拓民要占用东北多少土地呢?按照满铁株式会社在日俄战争后吸引日本人移民东北的做法,每户移民要占农地10町(1町等于0.99公顷),草场10町。仅以农地而论,100万户共需占990万公顷。对比“九一八事变”后3350万公顷的东北可耕地面积总和,人数不足东北农业人口10%的日本开拓民要夺走东北30%的农地,这已经不再是蚕食的概念,而是反“客”为主的狂吞!
一个大战略的早期布局,往往最能体现其制定者的长远意图。从图3中可以清晰分辨出当时日本在东北部署农业移民上的几个特征:
第一,北至黑河,南至山海关,西至满洲里,东至虎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战略要地上都安插了开拓团(图中黑圆圈所示)。苏军一旦攻击东北,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可能采用的几个通道上,都有关东军与开拓团的同存共守。面向苏联的移民地区,被日本称作“开拓第一线地带”,部署的开拓团人数占总数的近一半。再看东北平原南端,开拓团的势力直抵长城古北口,北平近在咫尺。中国的前朝古都已伸手可得。
第二,在松嫩平原以东和长白山脉以西,带状分布的开拓团构成了“开拓第二线地带”,人数占到总数的一半,承担着切断中国抗日武装和民众之间的联系,维护地方秩序的任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以民辅军、军民配合的方式来加强对东三省控制的人力布局。
第三,较少的开拓团配置在铁路沿线、重要城市、工业基地、出海港口和战略要点附近,形成“开拓第三线地带”,以配合关东军保护东北的行政、经济、防务要地的安全。奉天(沈阳)、旅顺、大连、抚顺、锦县(锦州)、义县(阜新)、新京(长春)、吉林、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无一遗漏。
第四,开拓团的垦殖重点不是业已开垦的东北平原熟地,大多数人马集中于人烟相对稀少的两类区域。其中第一类地区是东北平原及其东、西两侧山脉之间的地理过渡区,如辽西丘陵漫岗地区、松辽平原中部与东侧长白山之间的地理过渡区、松辽平原北部与北侧小兴安岭之间的地理过渡区;第二类地区是东北平原北部的非充分开发地和待垦荒地,如齐齐哈尔附近的嫩江流域地区和三江平原。对三江平原这块东北平原的最后处女地,图3直观地显示出日本人异常强烈的开发意愿:开拓团沿虎头、林口、佳木斯、鹤岗一路密集摆开,以一个“L”形的大布局显露出一举吞噬三江平原的态势。
由此看来,“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已经把中国的东北真正当成自家长期过日子的老本来打理了。如果只求一时抢掠,日本不会把开拓团投向虽有垦殖价值,却需要艰辛投入的荒凉之地。很显然,地域宽广、人口稀少的黑龙江省,成了日本建设未来粮仓的首选之地。尽管开拓团在人数上很难抵消中国移民群体的规模优势,但对东北的全面控制却可以为他们提供无可比拟的土地侵占优势。
日本人以“地籍整理”为由开路,首先吞下了大片“满洲国”的公地和清室残留官地,接着又把中国农民业已开垦的大片土地定为“无人地带”,以低廉价格强制收购过来让开拓团入驻。他们还以“治安防匪”为由划出了大片“危险地区”,把相关地域中的中国农民驱离家园,由开拓团强行占据,由此就带出了一个次生移民现象。这些被迫迁移的中国人被日本冠以“内国开拓民”之称。
有多少中国农民被迫另辟乡土?他们又承受了怎样的命运波折?相关的调查资料很少,我们只能从1944年的《满洲开拓年鉴》得知:1939年到1943年间这些在日本人的驱赶下背井离乡的中国人高达40 771人之多!
开拓团的到来,彻底打乱了东北原有的农耕秩序,留下了一段在日本控制下的中日两国农民同垦中国土地,而日本人占地面积越来越大的奇特历史。
到日本战败投降前3个月,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达到881个,总计为32万余人,远远没有达到日本原计划在1945年移民百万的目标,其原因是战争的进程打乱了移民计划的实施。尽管如此,这些殖民者抢夺东北农牧用地的效率却是惊人的。到1944年,日本人已在东北夺走农牧业用地2000万公顷之多,占整个东北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日本在东北的开拓之举最终会走向何方?中国会不会有一天依靠自身的力量收复东北失地?如果不能,开拓团又将把东北的土地变成什么模样?让这些疑问最终消逝的,是历史对开拓团的驱逐,“二战”局势的进展一步步把日本人的移民计划变为纯粹梦想。
1945年8月,在争夺中国东北的历史上结下深仇的两个宿敌之间再燃战火。9日,苏联150万大军分五路杀进东北。已经在与世界为敌的长期战争中大损元气,又在本土吃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日本再也无力与俄国人抗衡,几天后即向所有的对手宣告无条件投降。开拓团随之消亡。来自苏联的百万雄师管控起了东北全境。收复沦陷期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之主权,成为中国人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1945年9月,在日本投降一个月后中共即制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在11月内完成了两万党政干部和11万军队在东北的集结,并在那里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开始沿海岸和铁路向东北输送大军,意图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独收东北。1946年3月和6月,新六军和新一军先后登陆秦皇岛,由南向北进军东北。
一场决定“二战”后中国命运走向的大战在东北拉开了大幕。
在国共两党、中国民间和以美、英为代表的国际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苏军被迫在1946年5月撤出东北。此后仅过了一个月,中国的全面内战爆发。
战争初期,东北的中共武装在和参加过远征缅甸对日作战的国民党王牌主力的较量中处于下风。这支装备较差,熟悉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擅长城市攻防的军队一路退至松花江以北。黑龙江省的这片黑土地,由此成为中共在东北的军队积蓄力量,由弱转强,并夺权全中国的战略出发地和稳固的后方。
东北民众在军阀、官僚、外敌、匪患的几十年侵害中积累起的改变处境的愿望和潜能,被中共发起的“土改”和剿匪运动充分激发了出来,他们以拥戴立场和参战行为表达了对中共夺取东北乃至全国的倾力支持。而东北大粮仓对维持战争的巨大的物资支撑作用,也决定了这场历时三年的全面内战只能从富饶的东北平原,而不是从贫瘠的陕北高原打起。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黑土地的支撑下转入了战略反攻,这支军队以在一年时间里积蓄起的强大力量,接连发动夏、秋、冬三季攻势,一举夺回东北战场的主动权。至1948年3月,中共军队已将国民党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首尾不能兼顾的孤立区域,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面积的97%。
1948年9月2日,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共武装发动辽沈战役,至11月2日拿下东北全境。紧接着大军挥师入关,在1948年11月29日发动平津战役,至1949年1月31日再获大胜。由此,除绥远一隅和太原、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01: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共军队于1947年入夏时节发动全面大反攻之前,东北解放区已覆盖了东北的绝大部分土地。至1948年6月,解放军已把东北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在了几个狭小的区域内,东北解放区不仅在面积上居全国解放区之首,而且超过了其他解放区面积的总和。在“香港群众周刊社”1948年印制的《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一周年形势图》上可以看出,体量巨大的东北解放区,犹如一块巨大钢铁压向国民党控制地区,直观地显示了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对东北战略地位判断的准确性,以及在争夺东北行动部署上的合理性。
从夺取东北到巩固东北,再到从东北出发统一中国,中共的每一步部署都显示出了充分的预见、计划和实施能力,其中不仅包括通过土地改革和政治宣传,促使东北农民把这场打垮国民党的战争视为自己的战争而不惜一切全力投入,还包括中共领导者对东北土地的垦殖价值在认识上的充分性和部署上的及时性。他们知道,向获得土地的农民征收军粮固然可以满足夺取东北的需要,但面向疆土辽阔的全国战场,东北还需要成为一个支撑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物资供应基地。黑土地必须为此奉献更多的粮食。
在中共出关部队刚刚完成在东北集结的一个月后,毛泽东即在1945年12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一九四六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
就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将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的1947年3月,从梅河口迁到哈尔滨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已开始部署对东北农业的开发,在“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战时财经工作导向之下,东北局提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实验,以迎接解放后的农村建设”。
对于粮食和政权之间的关系,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显然比蒋介石有更多体察,他不仅深知只有让农民得到土地和粮食,才有可能获得农民在战争中对共产党的关键性支持,更懂得一个政权的稳定与粮食供应的稳定是何等密切相关。
他在1949年12月乘火车访问苏联时,曾被沿途看到的东北大片土地深深触动。在他长期生活过的几处农村地区,无论是湖南韶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还是河北西柏坡,那里的土地无论是在土质上还是在面积上,都无法和东北平原相比。他在莫斯科和代表团成员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
很显然,毛泽东“扩大粮食耕作面积”的指向就是东北平原北部的黑土地。这一点,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会议上传达的中央指示中已表达得非常明确:“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在北满创办一个‘粮食工厂’。”
为了建成这个“粮食工厂”,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就已展开了行动。进军北大荒,是新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必定要做出的一个选择。
和以往所有的中国管理者不同,这一次的移民垦殖使命被重点交到了军人手上,东北平原上的军垦史由此开启。
出于全国战场局势对作战人员的需要,中共这次没有采取类似1940年直接派主力部队6个团开垦陕北南泥湾的做法,而是让军队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和地方干部带队,率领各种曾具有军人身份的新移民和在当地招募的农工,分批进入黑龙江省北部的大片荒原和前外国移民遗留下的荒地建立公营机械农场。
1947年6月开始筹建的宁安农场,是新垦殖迈出的第一步。由此带动了通北(赵光)、九三等17个农场先后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黑龙江垦区已成立60多个公营机械化农场,耕地总面积达到1.4万公顷。在东北垦殖史上首次出现的这批不受外国控制,没有匪患侵扰,拒绝国际资本加入的公立农场,揭开了北大荒农垦史上全新的一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支来自军队的开垦队伍。
第一支队伍由解放军残废军人组成,他们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建立起伊拉哈荣军农场和伏尔基河(鹤立)荣军农场。
第二支队伍是东北军区政治部下属的“解放团”,由5000名解放军警卫部队官兵和14 000名原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或被俘的人员共同组成,他们在1949年初到1951年初之间建起了香兰、孟家岗、二龙山、宝泉岭、铁力、红星、笔架山等7个“解放团”农场。
第三支队伍比较特殊。因为它最终没有在北大荒扎下根来,至今很少有人在黑龙江军垦史上为其落笔,但这支队伍却实实在在地创造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成建制现役部队开垦北大荒荒原的一段历史,这就是在1950年2月28日成立于湖南湘潭的解放军炮八师。该师由解放军第42军第155师师部(属下官兵全部为朝鲜族人,其时已被悉数调入朝鲜编为人民军主力师)、12兵团的炮45团,13兵团的炮46团和15兵团的炮48团组成,组建不到一个月即被派赴黑龙江密山县执行军垦任务。如果不是当年6月25日爆发了朝鲜战争,这支部队很有可能在1952年被就地转为农建师,但突然而来的参战任务改变了一切。1950年7月26日,炮八师被调至吉林通化待命,10月19日入朝参战。在短短四个多月的军垦时间里,这支不足万人的部队在日本开拓团撤走后撂荒的土地基础上,把耕地扩大到了400多公顷。这些耕地后来由密山县接收,1955年省公安厅在此基础上建起了密山劳改农场。
这三支军垦队伍在履行使命中显示出的强劲执行力,验证了把军队人员投入东北农业开发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954年,中国军队开始成建制地向北大荒输送转业军人。
首先被纳入选择的,是最适合于承接垦荒使命的农业建设部队。在解放军序列中,此类部队出现于1952年。当年毛泽东签署了一道《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解放军中的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有15个师被转为农业建设师。1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这15个师中挑选了曾经战功卓著的农建第2师(原解放军第97师),令该师8300名官兵集体转业,直接开赴黑龙江三江平原。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03:30 | 显示全部楼层
9月,农建2师3个团的队伍进入密山地区,因当地沼泽低洼,不适于马上开荒,随即北上踏勘,在绥滨、集贤、铁力分别成立了290农场、291农场和十一农场。
次年,铁道兵部队也开始成建制地向北大荒输送转业官兵。
1955年初,铁道兵850部队在结束黑龙江汤旺河森林铁路的建设后,奉命在虎林成立850农场。这批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军人富有施工经验,习惯于在危险和艰苦条件下作业。以这些特质为基础形成的这支部队的农业开拓潜力,带动了铁道兵开发北大荒的新一轮浪潮。
自1956年6月起,铁道兵第2、3、4、5、6、9、11师共7个师外加一个军官预备队共计1.74万人集体转业进入北大荒。这支队伍全部来自中国铁道建设工程的第一线,除第4师之外,其他6个师都在朝鲜战争中参加过筑路。其中第2师的前身是作为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的回民支队,素来能打硬仗,第11师的前身是农建5师,本身就是种地打粮的强手。
这些农民出身,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铁道兵具有一种坚韧和隐忍兼容的特殊品质,至今仍被北大荒人称为“老铁兵”。他们在中国的文坛上一直默默无声,也很少有人撰写回忆录讲述自己的北大荒历程,但在他们手上却实实在在地建成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军垦农场群。他们的到来,使三江平原南部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地区出现了12个以数字命名的农场,全部以“八”打头,从850、851……一直到8511,这些数字就是“老铁兵”们的原部队番号,一个“铁道兵农垦局”由此成立。
在1956年至1957年两年里,铁道兵农垦局接收了军委后勤部所属的牡丹江军马场、黑龙江省的金沙农场和永安农场、牡丹江青年垦区队组建的青年农场以及公安系统的密山农场和青山农场。截至1957年,铁道兵垦区职工人数达2.3万,人口总数6.7万,耕地面积达260万亩。他们为黑龙江军垦铺开了大局,也为后续的大批转业军人进入北大荒趟出了一条路。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下达“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命令。3月2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文件指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动的情况下,应实行军垦。”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转业军人移民潮随即在3月至5月间展开。
出于国防需要,新一轮农垦调兵同样不触动军队的核心武装力量。中央军委这次选中的是作战预备部队和军内机关、院校和医院的人员,派遣的方向依然是中国最东北部的那块最具开垦潜力的三江平原。
从预备1师到预备7师,一共7个预备师的军人成建制转业,构成了这支移民大军的主体。加上两个预备医院、两个兽医院、多个军事院校和各地机关人员,这次转业到北大荒的军人总计约81 500人,加上随行家属和一批无军籍工作人员,号称“十万转业官兵”,从全国各地向黑龙江省密山县集结。
和以往调兵屯垦不同,这支队伍不仅在规模上更大,军兵种齐全,而且平均文化素质更为突出,其中有在1957年中国“反右”政治运动中被定为“右派”或“右倾”的军队政工和文化工作者,有各军兵种军事院校的军事、技术、医疗等诸多学科中的教官和学员,还有一大批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在8.15万转业军人中,军官人数高达6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遵照国家农垦部制定的“以场扩场”方针,“十万转业官兵”中的大部分人被派往已建农场,少部分人则承担起了创立新农场的任务。其中6万人被分配到铁道兵农垦局;1遵照国家农垦部制定的“以场扩场”方针,“十万转业官兵”中的大部分人被派往已建农场,少部分人则承担起了创立新农场的任务。其中6万人被分配到铁道兵农垦局;1.7万人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合江农垦局;4500人被分配到省属国营农场。
作为这批转业官兵的主体,7个预备师的分配去向最能反映这支军垦新军的分布特点。预1师和预7师被派往萝北地区,创建起军川、江滨、名山、延兴等5个新农场。预2、3、4、5、6师被分在牡丹江垦区(原铁道兵农垦局),其中预2、6师被分配在856农场,预3、5师负责在乌苏里江畔扩建851农场,预4师在852农场的一个分场的基础上,在七星河和饶力河三角地带创建855农场(后改为597农场)。除此之外,预5师和预6师还抽调部分官兵在乌苏里江和穆棱河三角地带扩建了858农场。
“十万转业官兵”中的大部分人都走过同样的创业之路:从密山县城步行前往目的地、背负物资走进荒原、砍树割草搭起窝棚栖身、在苍莽野地里迈出了新生活的第一步……在扩建和新建农场的过程中,他们除了当年开荒345.7万亩之外,还在完达山以西的七虎林河上游建起了云山水库,在密山和虎林之间铺设了114公里长的铁路。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下乡”。和后来在“文革”中“五七干校”式的干部下乡相比,他们这次下乡不仅没有明确的归期,而且条件更艰苦,肩负的农业责任也更大。1958年黑龙江省独创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让他们在北大荒的政治和生活处境历经波折。
在和平时期的军队里,政治和物质环境相对于平民更为稳定。投入军垦者在开赴一线前后的处境对比的反差越大,他们对人生命运起落的感受也越强烈。这种感受一旦触及“文化人”,就很容易产出感人的作品。于是,在这支人才济济的队伍里出现了诗人、画家、编辑、记者、作家,他们是首批用原创文化作品让全中国关注北大荒的垦区宣传者。
由于“十万转业官兵”大多具有干部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又被调往原籍重新分配工作,留下的人则多数成为黑龙江农垦系统的各级领导者,在“文革”初期基本上都曾以农场“走资派”的身份承受过政治否定和批判。
大批转业军人的进入,使三江平原上形成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根据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国农垦系统的领导者决定组织一批关内农民移民北大荒。素有“闯关东”传统的山东农村成为被选择的目标。1959年底,6万名山东青年农民为避开业已开始的全国性大饥荒,在政府组织下沿着前人的足迹移民北大荒。在这里,他们和后来的知青一样拥有一个永远不老的名字:山东支边青年。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05:4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大荒还接纳了几支特殊的农垦队伍。
第一支队伍由劳改犯组成。
1950年,中国公安系统在黑龙江东部汤原县首建梧桐河劳改农场,其后又陆续成立了密山、笔架山、香兰、鹤立河、兴凯湖、音河劳改农场。从1955年开始,在黑龙江西部的德都、嫩江、北安等县又有七星泡、龙门、格球山、门鲁河、科洛河、尾山、引龙河、襄河等23个国营劳改农场先后成立。至1960年,黑龙江省共成立了38个劳改农场,其中除兴凯湖农场和音河农场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密山农场属于沈阳市公安局之外,其他均由黑龙江省公安系统管理。这些农场中的多数由劳改犯新建,或在已有农场的一些分场基础上扩建而成,少数则来自对已有农场的接收和改建,如解放4团组建的笔架山农场和解放2团组建的香兰农场,后来均被劳改系统所接收。随着犯人不断被刑满释放,劳改农场的性质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其中的多数成为了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所属农场,只留下泰来和凤凰山两个农场仍作为劳改农场。在改制后留在农场就业的原劳改人员,在“文革”时期被称作“二劳改”。这支身负原罪加入农垦大潮的队伍,至今悄无声息地远离一切回顾北大荒的公开活动,但他们在建设国家粮仓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第二支队伍是来源地不同的青年垦荒队。
从1955年8月开始,北大荒先后迎来了多支来自各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和多数以改变生活处境为动力而走向东北荒原的移民不同,这些队伍带有更为鲜明的为国效力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面对的动员者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共青团中央。最先出发的是由60名北京郊区青年农民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至1956年11月,三批共计213人的北京队员在萝北落脚,在那里一步步建起了“北京庄”。最能反映这批年轻人当时心态的,是第一批到达者于1955年9月10日在萝北县城以西嘟噜河畔举行开荒仪式时的誓言:
第一,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家乡。
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乐园。
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决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
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
倘若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辜负了党的领导,我愿受集体的制裁。
1955年10月,104名哈尔滨垦荒队员落户萝北。
1955年11月和1956年3月,共计268名天津垦荒队员分两批来到萝北,建起了“天津庄”。
同期还有670名河北青年垦荒队员分三批来到萝北建起了“河北庄”。
加上来自山东和黑龙江几个城市的青年垦荒队,萝北在1955年和1956年两年间共迎来了14批共计2600多名各地青年,当地出现了8个用垦荒者来源地命名的集体农庄。1958年,这些青年集体农庄被集中扩建为一个“青年农场”。在1968年6月黑龙江兵团组建时,青年农场被编为2师14团。
第三支队伍是在1958年被送到北大荒接受改造教育的约1500名“右派分子”。
在1957年至1958年的中国“反右派”政治运动中,共有552 973人被确定为右派。来到北大荒的这批人属于“高级别右派”,因为他们全部来自北京的国家机关和军队单位。
按照中国在1978年对“右派”重新甄别的结果,在全国55万多右派中只留下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96人不予改正。而来到北大荒的这1500多名“右派”全部在错划之列。他们的到来使北大荒首次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名人群体,其中包括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聂绀弩、原《人民画报》主编胡考、原《人民画报》副主编丁聪、原中国画院秘书长尹瘦石、原文化部艺术局剧作家吴祖光、原《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艾青、原中央电影乐团副团长李锋……从中不难发现,在原单位里担任正职领导者极少。这一点反映出了体制内各级领导者在建国后“反右”和“文革”这两大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的特点。“反右”运动在各行业中主要由正职领导人推动,造成大批针对业内问题提出意见的副职领导和业务人员被定为“右派”;而“文革”是群众性大批判运动,遭受最大冲击的往往是各行业的正职领导者。
这批没有把嘴管好的官员和专家们,被集中于密山地区的850和853两个农场,由转业军官带队参加垦荒建点劳动。他们在渡过自己人生低谷中的三年北大荒生活之后,于1961年底基本上都被调回北京。因“流放”期间的条件所限,这些知识精英未能对当地文化带来明显推动,但这一番北大荒经历却为他们日后的政治思考和文化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和动力,聂绀弩的长诗《北大荒歌》就是“右派”们感受北大荒的代表之作。
从身份上说,在1947年到1965年这18年间,参与黑土地开发的外来力量大致可分为9种人,分别为解放军现役军人、解放军复转军人、原国民党军人、山东支边移民、青年志愿垦荒队、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劳改犯、“右派”,以及在1954年成立友谊农场时苏联派遣来的一批专家顾问。我之所以在时间上做这样的界定,是因为中国从1966年起向北大荒垦区的计划性人力输入,在部署上已开始带有了更多的准备战争的考虑。
新中国在1966年之前向黑龙江垦区大批输入劳动力的进程,基本截止到从1959年开始的 “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刚脱离大饥荒灾难的中国开始重新打点黑龙江国营农场这份对全国粮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的家当。
这一年,黑龙江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已达72.3万公顷(据《黑龙江国营农场志》),占据了全省652.9万公顷的播种面积(据《中国东北百年农业增长研究》)的11%。这一大片宝贵的土地,是由总计20多万人的多路开垦队伍在十多年时间里一步步打拼出的天下,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在机械化程度和商品率上都首屈一指的国营农场群。
1962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撤销牡丹江农垦局与合江农垦局,并在佳木斯成立东北农垦总局,以便统一管辖在黑龙江东部的所有国营农场和相关企业。同年,国务院批准恢复黑龙江省农垦厅,并责成其管辖九三、赵光、查哈阳、红色草原、黑河这5个农垦局及下属国营农场群。这样,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就被打造成为东、西两大管区,总面积较大的东部农场群是中央直属垦区,由东北农垦总局统管;总面积稍小又相对分散的西部农场群,由黑龙江省农垦厅领导。如果按照地貌特点来区分,黑龙江垦区则分布于5大区域内:小兴安岭山地、长白山脉山地、松嫩平原北部、三江低地平原以及穆棱河与兴凯湖一带的湖积平原。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08:4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非军事化的垦区管理结构,延续到1966年开始发生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因有两个,一个是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愈演愈烈的中苏边界争端事件,另一个是从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者的斗争指向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那就是“反修防修”,而修正主义的最高代表者无疑是苏联。
作为同样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苏之间的正式结盟和紧密合作始于1950年1月双方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时。其后,苏联为了打造一个可靠的大国盟友,开始了对中国的多方支持:1950年装备中国军队入朝作战,1955年把军队撤出旅顺港,对中国总计156个新建和扩建企业提供设备与技术援助,向中国提供5亿2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在技术上支持中国制造原子武器,和中国联手修建连接新疆和苏联、内蒙古和蒙古国的铁路……
在“二战”后世界处于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垒的冷战局势下,中苏这两个政治信念相同的结盟大国走到一起似乎顺理成章。双方各自的朋友和敌人都没有想到,中苏两大执政党之间的“兄弟关系”只维持了6年。
以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20大为起点,双方的政治裂痕开始显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所作报告有三点引起中共的反感:其一是否定战争不可避免论;其二是肯定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第三是总结和谴责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执政错误。这三点后来都成了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的主题。
双方的分歧实质首先在于对“二战”后国际形势和前景的判断,苏方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中方认为战争与革命是主流;其次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方式的认识,苏方否定斯大林的政治统治模式,中方认为对斯大林的作为和作用要做全面评价。
这些分歧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12国共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会议上开始公开化。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对防止出现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表示认同,但随即又提出新世界战争不足虑,其结果必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化的观点。这一叙述和大会宣言中“重申和平共处原则和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基调发生了明显碰撞,在到会的其他执政和非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弹,中共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此拉开了政治距离。
对分歧感受日深的中共,已预见到借助苏联的支持来实现强国目标的不可靠性,决定依靠自身力量加快经济建设。1958年,中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农业上把生产组织形式从合作社一举变为人民公社,同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发动民众大炼钢铁的热潮,计划用一年时间把钢铁产量翻一番。
对于中国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媒体保持了沉默,但苏共领导人却表达了异议。1959年7月21日的《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次讲话,其中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隐晦地表达出苏联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反对态度。由此,中苏双方不仅在国际政策上发生了根本分歧,在治国方略上也完全谈不到一起了。全面的政治分歧迅速导致了双方合作形势的逆转。
1959年6月,苏联宣布中止执行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秘密协定。
1959年8月,中共拒绝苏联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1960年4月16日,中共党刊《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公开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分歧和中方的观点。22日,苏联发言人奥托・库西宁出面反驳,带动起《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刊文对中共媒体观点的公开质疑,双方主流刊物的大论战拉开序幕。
分歧公开化之后,苏联开始采取在世界共产党组织中孤立中国的行动。1960年6月,苏联代表团在各国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首次散发批评中共立场的信件。
1960年7月,苏联通知中国撤回所有援华的苏联技术专家。据中方统计,苏联共撤回了1390名专家,取消了343个技术援助合同,终止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导致许多正在进行的工程半途中止和正在试产的工矿延期投产。此时正值中国农业全面受灾之年,苏联这一釜底抽薪之举彻底激怒了中国,中苏关系走向了破裂的边缘。
1960年11月,在26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莫斯科准备国际共产党会议时,苏共针对中共的信件予以书面回复,对中共领导人提出激烈批评。
1961年12月,苏联断绝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人民日报》11月赞扬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是在“正确领导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妥协的斗争”。
1962年夏季,苏联和印度签署协定,向印度空军提供米格战斗机。同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尽管苏联战机在这场冲突之后才运抵印度,但在中印两国处于敌对的形势下,苏联此举已明确显露出了对中国政府的敌对态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就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分歧阐述了观点;6月15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责成驻苏联大使馆在当地散发此信的复制本。 6月27日,恼怒的苏联决定驱逐3名中国使馆官员,引起中国在7月5日发表照会提出抗议。
两党之间的彻底翻脸,始自苏共中央在1963年7月14日向苏共全体党员发表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谴责中国领导人准备在核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生命,拥护恢复斯大林的领导方法,并在一些共产党内组织里进行分裂活动。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就苏共的这封公开信联合发表评论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两党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式论战由此开始,至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发表九篇评论文章,史称“九评”。
1964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回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时,拒绝了苏联停止论战的建议,信中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1963年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并质问苏方:“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你们怎么能够期望我们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默不作声呢?”
中苏两党主流媒体之间的大论战,到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撤除在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时暂告一段落。但新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华关系政策,中苏关系仅仅在趋缓一个月后再度陷入紧张,1965年3月双方的论战又起。
1965年3月4日,约两千名中国和越南在苏留学生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游行时和苏联警察发生冲突,多名留学生受伤。中国政府在3月6日向苏方发出抗议照会。两天后,中国大学生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外面举行抗议示威游行。
1965年4月3日,苏联建议举行中、苏和北越三方领导人最高级会议,以达到中苏两国在支援北越行动上的统一。中国拒绝了苏方建议,两国随之在支援北越的行动上各行其是,裂痕进一步加大。
1966年2月,苏共中央就苏中两党关系问题致信东欧其他共产党,信中不但指责“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提到了中苏军事冲突问题,信中说:“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危险的理论。……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1964年5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在中苏边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被苏联一方向世界正式公开。
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理性发展前景应该是在自身物种利益的诉求下,在整体公平和资源共享的原则下,逐步消除战争,取消国界,最终走向联合。而人类利益观的局限性却导致了在现实中的一个相反选择,那就是通过对国界的强化来实现利益识别的强化。因此,无论各国之间经历过怎样的纷争与合作,无论各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是否相近,国界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各国维持存在的生命线。
两个大国相邻,这个事实本身就暗含了一种安全忧患,对既有历史宿怨,又有现实纷争的中苏两国尤其如此。“二战”之后中苏之间一度结盟,同时淡化了双方彼此严格划清国界的紧迫感,这就为未来的边界冲突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有过两个苏联,第一个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个是成立于1922年12月30日,解体于1991年12月25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0年9月27日,列宁领导的第一个苏联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但此时的苏联正处于应对14国武装干涉和消除国内反抗的战争时期,这个声明并未得到落实,而在第二个苏联成立不到一年零一个月时,领导人列宁逝世。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没有履行苏联向中国归还被沙俄割占领土的国家性承诺。在以后的中苏谈判中,苏方只表示愿意归还沙俄占据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和租界。
1924年3月,中国北洋政府要求废弃旧约,遭苏方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在中国后来陷于战乱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联还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绝大多数岛屿划入了自己的版图。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的紧密盟友关系让两国政府同时忽略了严格划分国界的必要性,双方居民之间简便而友好的跨界交往,也淡化了两国政府对边境的看守意识。直到两党政治关系恶化之时,双方才发现明确国界竟是如此重要,因为所有争议地带都可能成为军事冲突地带。事实上,从1960年7月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开始,中苏边境就开始出现了领土争端事件。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重提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不合理性,中苏两国的交界线开始变为两国的对峙线,领土主权不可触犯的原则在双方同时凸显。
1963年9月6日,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苏联在新疆伊犁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苏联随即于21日发表声明称:“自1960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在1960年中国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
两国间首次关于边界的谈判于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指出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声明目前并不坚持废除这两个条约,但要求在此基础上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调整”。苏联代表拒绝接受这一建议,谈判无果而终。
1966年5月,中国开始了“文革”运动,斗争目标直指“中国的赫鲁晓夫”及所属的修正主义集团,原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成员国几乎全部成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加上1950年开始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对立,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和边界安全的情势空前恶化。在2.28万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上,中国在北、西两个方向都面对着苏联或由苏联控制的国家,在东面1.84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又面对着来自美国的“半月形包围”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的对立局势仍在加剧。
1967年1月25日,69名留学西欧的中国留学生在取道苏联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的红场给已故苏联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献花圈,其间与苏联军警发生冲突,造成40多名中国留学生受伤。关于这一流血事件的消息传到国内,北京群情激愤,民众在北京航空学院大学生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于次日包围苏联大使馆举行抗议示威。2月1日,60名在红场挨了打的留学生到达北京,受到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内的10万多人欢迎。《人民日报》在当天发表题为“热烈欢迎光荣的反修战士们胜利归来”的社论。
对此,苏联在2月3日发动反击,强行拆除了中国大使馆展示留学生被打照片的新闻橱窗,并暴力驱散前来干涉的中国使馆人员……
一波又一波的对抗,撼动了原本就谈不上牢靠的友谊基础,卷走了中苏两国就边界问题坐下来谈判的一切可能,也把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抗一步步推向了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对峙。苏联在亚洲的主要潜在军事对手,由日本和美军驻亚部队逐渐变成了中国。
中苏边界的总长为7500公里,中间被4710公里长的中蒙边界隔开。根据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批苏军进驻蒙古境内,使中国开始在12 200公里长的边界上全部面对苏联军队,边境的安全问题由过去的隐忧成为现实的大患。作为中国工业战略要地的东北,在国防安全上的地位也变得格外重要起来。
在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发生的摩擦事件虽然不是两军之间的战斗,但在高度紧张的两国关系下,谁也不能断言这些摩擦不会成为引发一场中苏战争的火花。为了预防战争的爆发,加强在黑龙江省的备战部署被提到了中共的重大议事日程。
在“文革”初期,黑龙江省的驻军力量一共只有4个师和3个边防团,总兵力为5万多人。其中沈阳军区23军在牡丹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三地各摆1个师,黑龙江省军区独立师负责护路、守桥、看守仓库和监狱等内卫任务。和苏联在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摆放的装备全面占优的十多个师相比,双方兵力的对比极不对称。
中国如调动大批野战军进入黑龙江省加强边境地区防卫,势必要减弱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国土纵深的防御力量。若就地扩充驻黑龙江省的野战军部队,在组织实施中又会产生诸多问题,营房建设、装备补给、物资调配、家属随军等一系列工作都很难在短期内跟进。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10:46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权衡再三,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仿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办法,把黑龙江省内两大生产集团(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的农场合并起来,将其改造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戍边力量,既可在战时作为防御作战力量使用,又能在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在保证自我补给的同时,为国家供应粮食。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屯垦戍边”的业绩积累,在国界面临危局之际开始显示出作用。多年来在黑龙江农垦系统聚合起来的复转官兵,既有作战经验,又有生产经验,如果在这一基础上再补充一批新锐力量,就可以让农场系统把确保边境和粮食安全这两副担子一肩挑起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黑龙江省先后出现过两个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兵团成立于1966年,叫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个兵团成立于1968年,叫作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中苏边界日趋紧张的局势,向中央正式提出在黑龙江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于1月15日召开会议,确定向黑龙江垦区补充一批有作战能力的复转官兵,以插入农场的方式加强边境地区的备战工作。
1966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下达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并责成沈阳军区在所属部队中挑选一万名复转官兵组成两个农建师,分别派赴黑龙江省东、西两大备战要区:黑河地区和合江地区。
1966年3月,10 769名复转官兵分批抵达黑龙江垦区,被直接安插进29个边境农、牧、渔场。出于准备战争的需要,这支队伍在组建时经过了严格挑选,要求达到“三个90%”:90%的党团员,90%的“五好战士”,90%的正副班长。按照这种标准组建起来的两个新农建师,无疑是黑龙江垦区里的一支新锐备战力量。放在黑河地区的农建第一师辖四千余人,称黑河1师,放在合江地区的农建第二师辖六千余人,称合江2师,两个师共辖9个团24个营94个生产队。他们在北大荒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66.3转业官兵”。
然而,就在这支队伍到达垦区的两个月后,“文革”爆发了。这场旨在动员全国民众消除中国修正主义隐患的大潮,迅速冲垮了黑龙江农垦系统的既有体系。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并表示支持“红卫兵”之后,垦区各农场纷纷成立起“红卫兵”组织,他们从“破四旧”和“革命大串联”起步,逐渐发展到“造反”夺权的行动,斗争矛头直指农垦管理体制。以8月份的虎林“炮打司令部”的万人大会为起点,各分局、农场、生产队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了。
从1967年2月开始,运动开始转入夺取农垦系统管理权的阶段。打响第一炮的是查哈阳农垦局“造反派”的“二九夺权”,接踵而至的是九三农垦局的“总攻击大会”、虎林农垦分局的联合夺权、赵光农垦局的“红卫兵夺权”……
伴随夺权行动的,是对旧有权力机构及其执政路线的否定和批判。从1967年10月开始,揪斗管理者的浪潮波及农垦系统的最高管理者,以农业部副部长、东北农垦总局局长张林池为首的一批总局最高管理者被“造反派”拉到各农场进行巡回游斗。所到之处,一般都有当地农场的领导人陪同接受民众的“革命大批判”。
1967年6月15日,“东北农垦总局红色造反者接管委员会”成为垦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原本被国家作为戍边精锐力量投入黑龙江垦区的“66.3转业兵”,在到达农场刚几个月后就陷入这场政治乱局,不但失去了加强战备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还被形势转化为助推垦区“文革”运动声浪的骨干,他们组成了“六七一三造反团”“六六三造反团”等群众组织,意气风发地加入了争夺农场权力的“造反”行动。
“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迫使国家动用军队来稳定大局。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承担东北防务重任的沈阳军区开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出大批军人进入东北社会各领域执行稳定局面、消除“派性”、重建权力机构的任务。后来成为兵团5师政委的高思,就曾以嫩江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1967年11月率“支左”部队进驻查哈阳农垦局。
在“文革”乱局中,“支左”的使命只有军队才能有效胜任,这就迫使这支以守土为责的中国武装力量无法继续专注于实战能力的提高和面对强大境外对手的战争准备。
在“文革”明显弱化了黑龙江省戍边局面的同时,苏联却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把中苏边界上的争端推到军事对抗的边缘。
从1966年开始,苏联在中国抚远三角洲东、北两侧的黑龙江主航道部署了炮艇,禁止任何中国船只通过。
从1966年9月5日开始,苏方在一个月内先后出动88艘次艇船,驱赶在乌苏里江上作业的中方渔民,制造争端事件139起,中国渔民被抓捕9人次,被殴打6人次,被水枪喷射48次,渔船被冲撞6次,5340米渔网被拉走或割破。
从1967年夏天开始,苏军人员多次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暴力驱赶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
1967年9月3日到10月10日,苏方在乌苏里江上出动军艇70余艘次干涉中国渔民生产,制造争端事件200余起,中国渔民被殴打16人次,遭绑架13人次,5次被水枪喷射,3次被打信号枪,一次被冲锋枪射击,渔船被冲撞36次,撞坏31只,4967米鱼网被损坏。
从1967年11月开始,苏军人员连续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驱赶中国渔民,并在1968年1月5日出动装甲车撞死和轧死中国边民4人,制造了截至当时在中苏边境争端中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流血事件。
黑龙江省的“文革”内乱与日胜一日的边界危局,呼唤着一个能够迅速稳定农垦大局,有效部署战备大局的新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这个新的兵团要能够很快终结垦区内部的政治派别之争,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一支具备实战能力的戍边军事力量,看守住苏军可能侵入黑龙江省的所有通道,同时还要保持住黑龙江垦区继续向国家大批供粮的能力。处于“文革”乱局之下的黑龙江省内的政权和军力,显然无法独自把这个重大使命承担起来。
从地方部门来说,全面陷入“文革”动乱的管理体系已失去建设这支庞大队伍的能力。从军事部门来说,省军区的力量组合和作战效率也难以胜任这一庞大作战体系的构建。形势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站出来组建和指挥新的兵团。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后于3月23日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方终于又有了一个可以共商戍边大计的省级对话伙伴,沈阳军区很快派出副政委李少元赴黑龙江考察重组兵团的条件,其后与省革委商讨了重组兵团的思路,并由省军区和省革委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建议。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12:35 | 显示全部楼层
1967年12月19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示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筹建会议,提出兵团组建方案。
在沈阳军区的支持和配合下,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1968年2月23日正式成文《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方案》。由于中央指示的接受方是黑龙江省,在方案中谈到的兵团名称还没有“沈阳军区”的字样。关于新兵团的领导者,方案建议“兵团司令员、政委拟由省军区首长兼任”。
2月24日到3月3日,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方案。到会代表来自老兵团的黑河1师和合江2师,东北农垦总局农场和省属农场、相关地、市、县的行政机构、军分区和人武部,共计326人。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协商,组建新兵团的方案获得通过,原定由黑龙江省和省军区主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变成了由沈阳军区主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3月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沈阳军区党委提交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筹建情况的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兵团的首脑机构拟设于哈尔滨,成立后将接管属于东北农垦总局的38个农牧场,属于省农垦厅的51个农牧场,3个国营渔场和隶属于北京市的原兴凯湖劳改农场,加在一起共管辖93个农、牧、渔场。在建制上,兵团拟将这些农、牧、渔场编为5个师。
第一师由黑河地区20个农场组成,耕地156万亩,人口6.2万,其中职工2.2万人,全师编为7个团,18个营,154个连。
第二师由合江地区松花江以北的11个农(渔)场组成,耕地232万亩,人口为11.4万,其中职工4.7万人,全师编为10个团,5个营,208个连。
第三师由友谊农场等17个农场组成,耕地410万亩,人口为25.9万,其中职工9.5万人,全师编为15个团,27个营,409个连。
第四师由虎林、密山、兴凯湖等14个农场组成,耕地198万亩,人口为12.5万,其中职工4.2万人,全师编为12个团,9个营,231个连。
第五师由嫩江地区的九三、查哈阳、克山等22个农场组成,耕地243万亩,人口为11.6万,其中职工3.9万人,全师编为11个团,17个营,222个连。
同时,兵团还要将位于黑龙江省东、西两大农场群之间的三个地理位置相对独立的农场分编为3个独立团,归属兵团直接领导,其中:
在嘉荫的双河农场编为独立1团,辖23个连(耕地17.8万亩,人口8000,职工2600人)。
在铁力的十一农场编为独立2团,辖16个连(耕地12万亩,人口6000,职工2000人)。
在安达的红色草原牧场编为独立3团,辖6个营30个连(人口1.8万,职工5000人)。
这样,兵团共辖5个师,58个团,82个营,1293个连,掌管耕地1280万亩,人口总数70.7万,其中职工为25.5万人。
这份报告还提出:把在哈尔滨附近的红旗畜牧场和望哈农场编为兵团机关直属农场。
这样一来,黑龙江省属农场就剩下了15个,总面积不足100万亩。对这些农场的去向安排是:由省革委做主将其下放给所属县政府领导。
由于组建兵团的第一要义是应对日益紧张的中苏边境局势。这份报告的内容很少涉及在成立兵团后的具体生产部署,只在结尾处表示要“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夺取组建兵团头一年农业生产更大丰收”。报告中的更多内容集中在对组织战备武装,以及界定兵团成员身份的阐述上。
按照这份报告,兵团的备战力量应分为两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武装值班分队,这支队伍平时参加生产,开展军政训练,并“配合部队和专政机关防空、防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边防;战时和广大民兵一道,配合部队作战或独立进行游击战,坚持就地斗争或机动执行任务”。
第二层级是军事化程度较低的民兵,这些人“首先要政治可靠,结合考虑年龄、体质等情况,参照民兵条件组成”。
报告建议:“凡适合民兵条件的农场职工(包括在场内作长期临时工的职工家属),都可列为兵团战士。”同时,报告对兵团下属人员做出了三种身份界定: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和就地改造人员。报告中说:“对老、幼、病、残不适合当兵团战士的,可作为兵团职工。兵团值班部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政治、身体条件大体都相当于服兵役条件。对政治历史不清,来历不明的人和没有户口的临时工,暂不列为兵团战士。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应监督劳动,就地改造,一律不得列为兵团战士。”
对于兵团的管理结构,报告建议“生产建设兵团,受沈阳军区领导。根据沈阳军区指示,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代管。兵团对师、独立团实行垂直领导,各师、团、独立营同时接受所在地、市、县革命委员会有关政治思想、方针、政策、防火救灾的领导和监督。团(独立营)所在地,由当地革命委员会设立一级政权组织,对政治、文教、商业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兵团有关边境涉外斗争问题,接受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统一指挥”。
196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对上述报告的内容表示同意,并指示“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属农场中,哪些编入生产建设兵团,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与省军区商量确定”。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15:0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决定了几十万知青的北大荒之路的高层批示,有两个让当今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编号为“中发(68)98”,签发日期为6月18日,加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具有最高动员效力的“照办”二字批示,一个在黑龙江军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味的名词出现了,它被叫作“6·18批示”。
“6·18批示”催生出了一个被纳入解放军编制体系的省军级庞大集团。这是一个从规模到形式都是在黑龙江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屯垦戍边组织。它主要由近百万农业人口组成,却承担起了应付外敌入侵的备战任务;它以种地打粮为日常主业,却由一批对农业生产基本陌生的军人来管理;它地处中国最北部的边陲地区,却集合了几十万来自内地的军事、农业和文化人才。特定的历史,把原本很难集结于一处的几大群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几个群体是:70多万老垦区人及其家属、30多万城市知青、3000多名来自沈阳军区的现役军人。
要办好兵团,首先需要把各级管理者动员起来。1968年6月30日,黑龙江省革委和省军区在哈尔滨召开宣告兵团成立的两千人大会。沈阳军区派40军副军长颜文斌率20多名军人到会。这次会议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作“学习、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批示的连以上干部代表大会”。大会历时一周,在内容上除了宣布中央“6·18批示”、介绍新兵团的编制和任务、宣讲成立兵团的意义、搜集各方意见和反映之外,还两次召开批判大会以彰显兵团在政治路线上与前农垦系统的不同。被批斗对象是原农垦部副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东北农垦总局党委第一书记兼局长张林池和原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操犂。
在兵团的组建过程中,最高权力机构的确立是首要环节。兵团的指挥权事实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最高指挥权,由不常驻兵团的人员兼职挂帅;另一种是日常指挥权,由常驻兵团的人员专职行使。
在省革委和省军区召开兵团成立大会期间,第一种指挥权已确定归属。1968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三个不必参与兵团日常管理工作的领导人:
省军区副司令员兼省革委副主任汪家道兼任兵团司令员;
省革委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潘复生兼任兵团第一政委;
省军区第三政委郭强兼任兵团第二政委。
这三人在军队建制中全部隶属于沈阳军区,履职地点全部在黑龙江省会城市哈尔滨。赋予他们兵团管理的最高话语权,对兵团在执行生产与战备任务的过程中和黑龙江省地方政府的合作与协调比较有利。1969年8月,郭强的兵团第二政委职务被沈阳军区副政委李少元替代。1971年9月,潘复生的兵团第一政委身份被撤销。而汪家道兼任兵团司令员的状态一直被保持到1976年兵团被撤销之时。
统领兵团日常工作的任务由军人承担。这就涉及一批军人的调动及其任务的转换。这些人要把农场结构改变为军队建制,要把几万农工组建为一支备战力量,要承担起对自己来说全然陌生的大农业生产的指挥任务,在战争准备上还要从作战的核心位置转移到配合野战军的位置。这一切变化,决定了对这些干部的任命远远要比任命两三个人兼任兵团领导更费考量。直至兵团成立3个月后,兵团日常工作的主官人选才被落实。
1968年10月9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对兵团日常工作主官的任命:
40军副军长颜文斌担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曹子平、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部长刘竹轩和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屈太仁担任副司令员。
辽宁省军区副政委程克廉担任兵团第一副政治委员,原东北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蒋寿鹏和绥化军分区政委李子文为副政治委员。
鉴于兵团的人数规模和任务的综合复杂性远远超过部队的一个军,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又向兵团派出4名军政主官:副司令员增派了王统和臧公盛,副政委增派了蒲更生和何槿。
1970年3月,外长山要塞区政委任茂如被调入兵团担任政委,原第一副政委程克廉于次年5月调回沈阳军区,兵团由此开始了由颜文斌、任茂如一武一文两位少将级军人共同主管的历史。
兵团的成立,让北大荒迎来了两批新人。一批是来自沈阳军区的3500余名现役军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在1973年10月9日的一次会议讲话中确认了这个数字),另一批是来自全国多个城市的30多万知识青年。尽管这两支队伍的人员来源、经历和在兵团的身份截然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之处:都脱离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都面临着全新的责任,也都看不清楚自己未来将走向何方。
在组建初期的兵团的管辖区域里,共计25.5万名农工耕种着1280万亩土地,人均耕地面积50.2亩。按兵团所辖的70.7万总人口计算,人均耕地则为18.1亩。和黑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5亩的情况相比,兵团管控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农业生产系统。
此时,黑龙江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在全国垦区位居首位,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对人力规模的需求逐步减少。就一般农业规律而言,派3000多名以打仗为己任的军人来管理垦区,让30多万城市知青加入以机械化作业为主的北大荒垦殖活动,这都是违背常理的移民布局。但是在东北边界面临战争危险、城市中的过剩就业人口需要由农业予以消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这种布局又有着充分的理由:大批新来的移民不但可用于对垦区农业、工副业和基本建设的扩充,还能在军人的塑造和指挥下成为一支备战生力军。在由特定时代造就的特殊的人员供求关系下,一个面向北大荒的新移民潮开始涌动起来。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历史的产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言之,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管理的两大特点必然导致的结果,其一是经济政策的计划性,其二是人口政策的非计划性。
经济政策上的计划性,一方面导致国家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缺乏内生动力,无法扩大对就业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抑制了私营经济的膨胀,封堵住了城市人口以自主创业来解决职业去向的去路。
而人口政策上的非计划性,则造成了中国在近20年和平时期里的人口激增,这个数字在1949年为5.42亿,到1966年上升至7.45亿。在国家经济总体量没有明显变化的同时,17年内中国的人口增加了37%。这多出来的2亿人,已超过了和中国领土面积相近的美国在1966年时的人口总数。
化解这两大问题的出路,是改变经济的体制和结构、建立新的劳动管理制度、管控人口规模的膨胀,如果此路不通,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让中国的农业来吸纳日益庞大的社会待业大军。对农村青年而言,办法是留在农村,对城市青年而言,办法是上山下乡。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1955年。当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国家倡导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在结束学业后返乡务农,为此毛泽东专门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第二件事是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的号召。
1956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城市中小学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被正式纳入了国策性的就业安排。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进入尾声,农村普遍缺粮,城市经济不振。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实施《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办法中规定:从1961年起,每年压缩城市人口1000万,精简职工800万,力争在3年内恢复到9900万左右的全国城镇人口数目,并提出全国城镇人口此后只减不增的原则。这个原则自中国在1958年制定《城市户籍管理条例》开始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城镇人口可迁移到农村,农村人口不可随意入户城镇。
那么,从城镇中应该迁出哪些人员呢?答案很清楚,就是那些城市就业市场无力消化,又面临职业选择的中学毕业生。把他们送到农村去,一方面可以化解城市就业机会供不应求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务农来化解粮食供不应求的矛盾。
196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林办公室《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的报告》,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并开始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要求各地编制1964年至1979年的15年安置规划,以便国家整体计算出安置下乡的人数和分年下乡人数。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63年8月19日批转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已显示出国家对安排城市知青下乡的总体设计思路。根据这个报告,建国后出生的孩子在15年内将分批达到劳动年龄,仅200个左右的大中城市每年就约有200多万人。其中除去参军、在城市就业和自动下乡的人以外,估计每年需要由国家安排100万左右的人到农村去。
10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一设想又做了补充,提出要在今后18年内安排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0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主要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
1964年1月16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据“文革”中成立的国务院知青办统计,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由国家组织的“下乡上山”已把129万城镇青年送到了农村和边疆。
1966年爆发的“文革”,暂时中断了正在日渐高涨的知青下乡浪潮。至1968年底,原本应该在1966、1967、1968年升学或就业的三届中国初、高中毕业生被积压在了中学的校园里,对城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向国务院呈送的《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全国1966—19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
全国性知青“下乡运动”已成大势所趋。“下乡上山”的说法从此被改成了让一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上山下乡”。
面对在等待出路的过程中开始日益躁动,同时又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的400万“老三届”城市中学生,中国需要一个最具权威性和号召力的声音对他们发出奔赴农村的指令。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条最新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民众普遍视毛泽东为精神领袖的年代,这个最高指示产生了异常强大的号令效果,一股从城市走向农村的全国性移民浪潮随之掀起。
当“上山下乡”成为众多城市知青在就业上的不二选择时,前往挣工资的农场显然要比去挣工分的农村对他们更具吸引力,而北大荒农场的戍边责任,又在深具国家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城市青年中平添了几分向心力。
至今人们仍习惯于把曲折、鞠颂东等10名北京知青在1967年10月9日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行动,视为全国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曲。但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们在同一个月出发下乡的还有哈尔滨市的上百名中学生,他们的目的地是黑龙江东部的858农场。1967年11月到12月之间,北大荒又迎来了约三千名自愿下乡的北京知青,他们分别被安置于双鸭山农场、852农场、291农场、和平农场等地。
从196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绿色客运专列从不同出发地驶向中国版图最东北端的边境地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专列。
据兵团军务处统计,在1968年以前到垦区农场的城市知青约2万人。而在1968年一年时间里,各地来到兵团的知青就高达10.5万人,1969年更是达到了15.7万人,一举打破了由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创造的在北大荒农垦史上一年内移民人数的最高纪录。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究竟接收了多少城市知青?对这个数字至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举例而言,截止到1972年底的统计说法有:
30万人(《黑龙江国营农场志》);
31万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
31.5万人(《中国知青史》);
截止到1976年2月兵团撤销的统计说法有:
36万人(《亲历兵团》);
39万人(《黑龙江史志》)。
综合以上这些说法,兵团接收知青的总数应为30万至40万人之间。至于人们常说的那个“54万人”,实为在黑龙江省下乡的知青人数总和,在此不议。
在研究“二战”历史时我发现,重视数据收集的欧洲人常常会把大战中的负伤、死亡、被俘和失踪人员的数字分类统计精确到个位。与之相比,以万为计数单位的兵团知青人数统计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即便如此,上述数字之间的差异还是大得惊人。
和这些数字相比,更有说服力的应该是兵团时期的人事部门的统计结果。在这方面,我在历史资料中查询到的两个数字非常重要:
1968年以前,即将归属兵团管辖的垦区共接收了19 381名知青(引自兵团军务处的1969年3月职工统计表);
从1968年初到1970年8月,兵团共接收知青299 988人(引自兵团军务处1970年8月21日统计表)。
把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至1970年夏季由兵团管理的知青约32万人。
在1967年至1970年的同时期内,全国上山下乡知青约为573万人,其中下放到国营农场的有112万人。这也就是说,黑龙江兵团在此期间接收的知青,占全国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5.6%,占国营农场系统同期接纳总数的28.6%。以接收单位而论,黑龙江兵团知青是全国最大的一支知青团队。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庞大的团队究竟有多少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据说”“估计”“应该是”……都不足为凭,我们必须查到在兵团撤销时,由兵团本身给出的统计数字。
原始的统计资料已无处查询,但在一份由兵团党委在1975年12月30日写给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并转国务院的正式报告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份报告说:“1968年以来,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先后有32.5万多人从京、津、沪、浙、哈等大中城市来到兵团,其中北京下来8.7万多人;上海下来7万多人;天津下来3.8万人;浙江省下来1.5万多人;黑龙江省下来11万多人。”
报告不仅给出兵团自1968年到1975年底接收知青的总人数,同时还按照知青的来源地进行了数据归纳。由于在此报告提交两个月后(1976年2月)兵团即遭撤销,这份文件所给出的兵团知青人数应该被认为具有最强的总括力和权威性。
加上在兵团成立之前已来到相关垦区的2万名知青,曾投身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地城市知青的总数就出来了——34.5万人。
34.5万人的结论对我来说依然不够精确,但这是历史资料对兵团知青总数的最可信的交代。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3:16:41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么,印刻在兵团34.5万名知青心中的“北大荒”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历史上对东北平原的淘金式移民开发,在时间上存在着一条递进的线索,在规模上显示出一个递增的趋势,在地理上则反映出一个由南向北的推进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辽宁和吉林这两个地区先后摘去了“大荒”的帽子,黑龙江省的南部地区也逐渐发达起来。移民越向北走,寒冬越漫长,环境越险恶,生存越艰难,开发的步伐也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那一大片处女地就是北大荒。这也就是新中国的军垦必须指向这里的原因。
有人把三江平原称为北大荒,有人把黑龙江省国有农场所占区域称为北大荒,也有人把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在黑龙江省北部造成的冲积平原称为北大荒。究竟哪里是北大荒呢?
要定义北大荒,就要追溯到这个汉语词汇的原始含义。传统中的“北大荒”,特指北部荒凉之地,这是一个只有大致的地理指向,没有精确的区域界定的非行政区划的概念。
如果把最迟开发的三江平原定义为北大荒,则在地域和时间的划分上难免失之狭隘,因为在开发三江平原之前,黑龙江北部的其他地域并非全部开发殆尽。
如果把黑龙江垦区农场的管辖区域定义为北大荒,人们就无法为穿插于各农场之间的农村土地赋予区域属性,身处农场之间的农村居民不会认为自己不在北大荒。
如果把历史上长期待垦的平原沼泽定义为北大荒,又势必要在这个概念中排除掉在平原和山地之间的那些地区,但是那里的人们很难在从平地爬到一座山上之后认定:我的脚下已不是北大荒。
相对于辽河平原南部的“南大荒”而言,“北大荒”最早是对现黑龙江省域的泛指。随着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北部地区的日渐繁荣,北大荒逐渐成为对黑龙江北部荒凉地域的一个统称。它应该包括嫩江流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三江平原、穆兴(穆棱河与兴凯湖)湖积平原等平坦地区;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等凸起山地;从平原向山地过渡的漫岗和丘陵地区;还应该包括在这片广袤地区内的水域。
据此定义北大荒,既符合它的历史含义,又能让黑龙江省北部土地的所有垦殖者找到共同的情感归属。北大荒,对外人来说是一个既有风雪苍凉又不乏雄浑之气的神奇地域,而对于许多把人生宝贵年华奉献于此的新中国垦殖者来说,它是深刻于心的永恒家园。对于亲历兵团的知青和军人们来说,构筑这个家园的时间起点就是1968年6月18日——兵团组建的日子。
历史走到“6·18”,是无数偶然和必然、天然和人为、历史和现实的事物累加而成的结果。当我们把由此而生的一段北大荒故事置于上述的历史大视场之中时,我们会更容易读懂它,体味它,并思考它对未来的意义。这就是这篇引言的价值所在。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4:04: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 将士三千赴边陲

1966年开始的“文革”,造成了北大荒垦区在社会和生产秩序上的全面动荡,与此同时,苏联在黑龙江省东、北两面边界上制造的暴力冲突事件也愈演愈烈。内忧和外患并存的形势,要求一个具有较高社会威望的领导力量站出来稳定大局。在垦区各业陷于全面动乱,行政权力全面重组的非常时期,主持屯垦戍边工作的担子只能放在军队的肩上。
这是一支经过几十年战争历练的独特武装,它不仅忠实于国家和执政党,而且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在中国经历了任人宰割的百年奇耻之后,这支军队不仅一举驱逐了所有外来侵略势力,还敢于开赴境外,在与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交手中不落下风,仅此两点,就完全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军队的印象。
“文革”的动乱,迫使承担着东北地区防务的沈阳军区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守土护国的核心使命,把大量军力投入到“三支两军”的社会维稳工作中。而漫长中苏边界上日渐紧张的局势,又要求这支部队迅速重归备战本务。面对边境危情,沈阳军区部署了两支迎战力量:把准军事化的兵团摆在沿黑、乌两江边境地区,承担一线防御任务;把野战军主力摆在东北腹地,承担纵深防御任务。这样,就需要抽调一大批军人前往黑龙江组建和指挥一支准军事化的戍边大军。
和以前军人移民北大荒不同的是,这批军人不脱军装,主要由现役军官组成,他们肩负的第一要务是准备战争。作为北大荒垦区的新领导者,他们要全面接管东北农垦局下属的农场,并接管省农垦厅下属的大部分农场。同时,他们又是在北大荒历史上的一个规模最大的移民群体的接受者和管理者,要安置、调教和使用数十万的城市中学生。
天降大任于斯人,而这些军人对这一“大任”是生疏的。从备战上说,他们要组建起的这支戍边新军是由平民构成的;从管理上说,他们对经营企业、指挥生产的任务是完全陌生的;从兵员上说,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军队的士兵,而是比他们更懂农业的20多万老职工,以及平均文化程度高于他们的30多万城市知青。这每一条,对他们都是全新的挑战,都决定了他们的新使命的特殊性。
为了确保这些军人顺利履职,沈阳军区在兵团的编制上套用了他们最熟悉的组织结构:兵团机关设司(司令部)、政(政治部)、后(后勤部)三大部,兵团下属的各师、团同样保持司、政、后建制,师设部、科两级,团设处、股两级单位。
他们被派赴兵团、师、团和少数的营级单位担任主官,连队一级的领导权全部交给平民,并实行连、排、班三级管理。这样,以总局、分局、农场、分场、生产队构成的垦区管理网络就变成了一个军队式编制的新体系。和这个体系相适应的,是让许多原农场干部极不适应的“命令式管理”。
在部队编制体系中相当于军一级的黑龙江兵团,在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上却远远超过部队的任何一个军。从兵团名目繁多的处、室设置中不难看出,它承担的很多任务是在军队里完全不存在的,其中不仅包括财务、供销、计划、生产、肥料、工业、科研……后来还加进了商业、税务、教育、司法和计划生育。与此同时,兵团还要把一大批平民组织起来,将其改造成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以便封堵住潜在敌手可能突入黑龙江省的所有战略通道。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兵团都不再是一个军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常规的一个军的干部配备模式,已远远不足以承担起对这个“小社会”的管理任务。在组建兵团初期,沈阳军区即向兵团派遣了2108名现役军人(其中军官2076人,士兵32人),在兵团存在的8年时间里,前后共有约3500名军人来到兵团。
总体上说,他们是在服从军令的铁律下无条件出发的。在采访中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这些军人有权选择是前往兵团还是继续留在原部队或机关,多数人会希望留下,少数人会因为可“提升半级”的待遇或家庭团聚等个人原因而选择去兵团。在共同的使命之下,身穿一样的军装的他们,带着不同的军旅阅历,沿着不同的道路,抱着不同的期待走进了兵团这个新天地。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4:07: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军”老将

人们对于一支军队是否抱有敬意,不在于它的军服是否漂亮,队列是否威武,口号是否响亮,而在于它是否以英勇善战的表现经历过铁血战争的考验。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打过多少场战争向来是对军人的能力和经验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军官而言,“四军”经历至关重要,这就是在红军、八路军或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的经历。其中,“解放军”的概念和今日有所不同。当前的人民解放军称号只是一种对历史称谓的延续,就夺取全国政权的使命而言,这支军队解放中国的使命业已完成。
“四军”,代表着中共军队的四个不同发展时期:武装割据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全部经历过这四场战争的人,可称“四军”老将,参加过后三场战争者则是“三军老将”。
营盘如铁兵如水。生机勃勃的军队需要持续注入新鲜血液,能留下来的人往往是在忠诚、斗志、经验和能力上都得到军队认可的精英分子。他们的军服并不威武,气宇也算不得轩昂,但在和他们同时代的各国军人中却无人可以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一批人,是为国雪耻的一批人,独立的新中国就是在他们的拼杀中站立起来的。
在调往兵团的现役军人中,红军老兵共有7人,他们分别是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第一副政委程克廉、副政委李子文、司令部副参谋长袁天禄、政治部副主任李江华、后勤部副部长晏绪伦、第3师师长卫生文。其中除李子文是陕北红军外,其余6人都参加过史称“长征”的红军战略大转移。自1969年8月组建第6师之后,兵团的军、师、团三级主官基本就位。在师、团两级主官中,除了3师师长卫生文是老红军以外,其余的人全部是参加过抗战、解放、援朝三场战争的“三军老将”。
在我采访的过程中,兵团的红军老兵已无处可寻,能找得到的师、团级主官全部是“三军”老将。也许由于战争留给他们的人生印记太过深刻,他们在回顾兵团时往往会从打仗的经历讲起。
第63炮兵团和第26步兵团,是兵团的两支值班武装力量,直接隶属于兵团指挥。通过上海知青东国樑的介绍,我采访了26团团长陈良坡。陈老的家在黑龙江省军区干休所大院的一幢楼内,家里明亮整洁,一尘不染。老人身材高大,面容清瘦,待人和蔼,长得有些像天津老相声演员马三立,但举手投足之间却分明溢出一股儒将之风。他给我倒好茶水后,坐在沙发上谈起过去,语调缓慢而清晰:
“我是江苏徐州地区沛县人,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我4岁,一个大我两岁,她们都说不清我的生日。我只记得父母在我小时候说过我是属羊的,那就应该是1931年出生的。我父亲是地下党员,1939年被捕后牺牲。组织上没忘记我们家,1944年把我送到了地方部队,那时我13岁。参军了要写履历呀,我说不清楚就瞎编了一个生日,把年份定在1930年,整年头好记嘛。日期怎么说呢?我选了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也好记。我在微山湖边上的苏鲁豫边区根据地里开始从军,先是在区小队干,后来进县大队、独立团、独立师。
“在日军投降之前,中央发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军委决定把各战略区内的兵力抽出至少一半来编野战兵团,我们从地方武装编入野战纵队,部队的作战要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了。到1945年11月,新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编成了6个野战纵队。到第二年6月份,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组成8、9、10、11、12纵,我所在的独立师被编入11纵,参加了掩护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入大别山的行动。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我眼看着咱们的部队一天天壮大发展。
“1949年2月,军委统一了全军部队番号,中原野战军改名为第二野战军,辖3、4、5三个兵团,每个兵团有3个军。我们11纵队被编入5兵团,在渡江战役之前我进了5兵团17军1师1团。
“1949年4月20日,我们二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解放了皖南和闽浙赣边区的大片地区,还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1950年春,我所在的团被编为16军47师的141团,被派到云、贵、川去剿匪。解放军在那阵子很厉害,蒋介石挡不了,美国也没办法,从北向南,横扫千军。
“朝鲜战争打响后,我进过两次朝鲜。第一次是在1951年,被派到朝鲜西海岸防备美军登陆,时间不长就回国改装,换成了苏式新装备。1952年春天,我第二次入朝,带一个营在三八线附近执行守备任务,守的就是上甘岭。你可别误会,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这时已经打完了,两个高地已经夺回,满山的土像被深翻过的地,全被美国人的炮火打松了。我的营部就设在五圣山。我们一直守到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随后我跟部队到了吉林。16军的军部设在长春,我在辽源当独立反坦克炮营的营长,那时的装备是苏联57式反坦克炮。
“1960年,师里派我到沈阳高级炮校学了一年地炮,第二年被调到旅大警备区要塞,在一个岛上驻防。后来部队又调我到石城守备区当地炮营的营长,配备的是126毫米和152毫米大口径海岸炮。以后又调我到獐子岛当守备区副参谋长,在那里干了两年后,我被调到海洋岛守备区当参谋长。
“‘文革’开始后,部队派我到大连海港‘支左’,在军管会办公室当主任,我们要塞区的一个副司令也在那里。
“1968年组建兵团时还没有我什么事,但到了1969年末情况就有了变化。有一天首长找我谈话,说黑龙江省的中苏边界上形势紧张,兵团要组建两个武装值班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需要得力干部,准备派我去当步兵团的团长。
“接到命令后,我马上回家做了一下安排,然后把背包一打就出发了,一个人坐火车到了佳木斯。兵团干部处已经给我配备好了26团的干部人选。到兵团,对我来说谈不上愿意还是不愿意,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边境紧急,军令如山,哪里有二话?
“26团和63团是兵团的战备应急团,一旦战争打响了,兵团可以直接调用这两个团。当时沈阳军区在黑龙江部署的只有23军,兵力不够,需要兵团成立一支新军来加强边境的戍边实力。26团和63团就是新军的骨干团,也可以说是种子团。也就是说,一旦战争打响了,兵团的作战力量可以这两个团为基础迅速进行扩编。
做法,采取服役制。
“正因为这样,值班团要按照招兵的标准挑人。我曾经听说过这两个团可能编入现役部队,但没有看到过正式文件。不过,26团确实是按野战军步兵团的样子进行编制和配备武器的,全团2 700人编为3个步兵营,下属9个步兵连,外加1个炮兵营,下属6个炮兵连,团属连队有特务、运输、通讯3个连,和正规军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战士们没有领章帽徽。
“26团在1970年3月15日正式完成组建,沈阳军区给我派了40多个现役军人,兵团安排了两百多转业军人当军训管理骨干,其余的两千多人都是知青,大部分来自京、沪、哈三个城市,还有宁波、天津和黑龙江小城市来的知青。这是从十几万知青中挑选出来的,岁数都不大,最大的也就是20岁出头,最小的十六七岁,平均年龄十八九岁,来自黑龙江东部垦区的2、3、4、6师。团、营的主官都是军人,副营职干部和连队干部都是转业军人。团里司、政、后三部加起来有几十人,每个股安排三四个人。连队的脱产人数和野战军里的连部也完全相同。
“让我到26团当团长,和其他团的团长安排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在26团的任务中备战比重更大。我就是以准备打仗的心态来到兵团的。从1944年到1970年,我在部队已经待了26年,参加过抗日、解放、援朝三场战争,派我来26团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顺理成章。像我这样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人,一直以来的任务就是琢磨怎么作战。但我在26团的使命和在部队时差异太大了。我要让两千多没有军人身份的知青孩子们承担起军人的职责,而且我的职责不光是备战,还要承担起国防施工和开荒种地的任务。兵团,对我是一场全新的考验,也给我的军旅生涯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原兵团4师38团团长冯宗诚住在国防大学的大院里,家中清洁明亮,老人穿戴干净,对此他的老伴自然功不可没,但也显示出这位老兵在长期军旅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生活标准。
老团长皮肤白皙,精神矍铄,颇有军校教官风范。他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当我把自己写的关于德国二战老兵的书赠送给他时,他和善地笑道:“荣幸!我特别喜欢了解外军历史,今天遇见良师益友了。”
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这一点从他对午餐的安排就可以看出来。他已准备中午在大院里的一个餐馆招待我,但老伴自作主张换了一个地方,老团长知道后面色一沉:“说定的事怎么能改!”最后我们还是去了原定的餐馆。
冯老离休前是师级干部,但我却更愿意称他为“老团长”,他对此欣然接受,这样的称呼显然更适合于我们的兵团话题。他的儿子冯力强告诉我,老人患神经性耳聋,助听器还没有配好,说话时要贴近他耳朵放大音量。我照此去做,几个小时里喊得“荡气回肠”。好在我经历过连续几小时高声讲课的训练,总算没有达到声嘶力竭的境地。老人听力虽差,但头脑十分清晰,讲起话来井井有条。我高喊提问,他娓娓道来,两人声音一高一低地谈了一上午。
和很多老兵一样,团长格外珍惜自己的战争荣誉。在谈话开始之前,他把自己拿过的各种勋章摆了一桌,那里面有独立勋章、解放勋章和朝鲜国旗勋章。他老伴告诉我:“在整个国防大学的院子里,获得过朝鲜国旗勋章的只有我们老冯一人健在了。”
收起勋章之后,老团长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是1926年12月出生的,河北赤城县人,家里原来是当地大户,后来因为土匪绑票,把钱都勒索光了,家道从此败落,但是还能勉强供我上学,我在参军前读到了高中第四年。
“脑子越明白,救国意识就越强。我觉得要是不想让日本人占着中国,中国人就得行动,所以我就进了晋察冀军政学校,一直干的是炮兵。把鬼子赶跑以后,国共两党要争夺东北,都把能打的部队往那边送。东北那可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资源太丰富了,‘得东北者得天下’,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就这样,我随着晋察冀八路军部队到了东北。我们在东北立足发展可是不易,但最后我们赢了。东北的部队改为第四野战军后,我在第11纵队。后来纵队被改编为48军,我在第143师。
“在整个解放战争里,我们是一路向南打,打完了辽沈战役又入关打平津战役,一直南下打到江西、广东、广西。之后我又在赣南和粤北一带参加了剿匪。我们143师是四野的主力师,在1950年9月军委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我们师评出了4个全国战斗英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你肯定知道——董存瑞。
“刚没有仗打了,朝鲜那边又打起来了。1950年11月,143师奉命从广东曲江乘火车北上,到辽宁阜新后停下来集结。我们师在那里被改编成火箭炮兵第21师。先前我们一直是玩小米加步枪的,在全师上万官兵里,懂山炮和野炮技战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对火箭炮别说用了,连见都没见过。‘扫盲’工作从军官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师。师里派了三百多名军事干部到沈阳炮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强化培训,我是其中一个。
“解放军的炮兵编制和步兵不一样,炮兵里没有军,最高作战单位就是师。炮兵团里的营、连数目也比步兵团要少,我们实行的是两营六连制。143师的3个步兵团改编后成了第21炮兵师的5个火箭炮团,我在202团。1951年2月14日,武器从苏联运来了,全师以团为单位接收了苏制M-13火箭炮120门,每连配4门,每营配12门,每团配24门,全师5个团加起来就是120门火箭炮,足以打出一片火海。
“正常情况下,一个步兵团从改装火箭炮团到形成战斗力,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那时部队指战员文化程度都低,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短时间内完成训练任务并投入作战,难度就更大了。但朝鲜那边军情紧急,我们师仅用28天就完成了改装训练、14天做参战动员,然后就上了战场。我们21师在朝鲜的作战阵容很强大,除了自身的5个火箭炮团外,留在国内的炮兵第22师也派出火箭炮205团和209团加入了我们师的战斗序列。除此之外,师里还编进了军委炮司直属的6管火箭炮210团和高射炮19营。所以,21师在朝鲜的作战实力是8个火箭炮团外加1个高炮营。
“21师各团从1951年4月起分批入朝,在东、中、西三线支援步兵作战。我们202团配属给中线的第47军,在协同他们反击美骑1师时,我们开创了一个成功战例。在10月份的反击作战中,我们团在涟川以北的青木洞等地设置了发射阵地。战斗打响后,我们先不动,让47军的山、野、榴炮和机枪对敌人阵地发起短促猛击,然后吹响了冲锋号,步兵开始佯攻。就在美军钻出工事要实施阻击时,202团的全部喀秋莎火箭炮突然一起发射,将美骑1师800多人杀伤在工事之外,步兵随即发起冲锋,一举夺下了添木洞阵地。军人谁不想打漂亮仗?那一仗我们干得是真痛快!从此火箭炮被步兵们称为‘炮兵之王’。
“当时我在202团作战股当参谋,作战参谋是第一参谋,二参是侦查参谋,三参是军务参谋,四参是后勤管理参谋。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中,我在九华里负了伤,敌人的一发炸弹延迟爆炸,就响在我的背后,我身中11块弹片,被送回国养伤。伤好后,我被送到高级炮校学习,学完了就留校了,在战术系编审组当组长,审教材,上课。
“我这人个性强,维下不维上。到哪里都是和下级关系好,和上级关系一直不怎么样。炮司派我去兵团,也不知道有没有领导对我有成见的因素在里面,但我自己很愿意去,因为去兵团是准备打仗的,我这人对打仗上瘾。畏惧战争的人还能当军人?我就看不起怕打仗的军人。我们202火箭炮团刚进朝鲜时,团长姓李,是个在抗战时投奔延安的学生。他老兄只要一见美国人的炮火倾泻下来,就两手拍着战壕不住地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出门坐车时,他一见空袭就跳车,对别人都不管,藏得连影子都找不着。团参谋长姓牛,打仗一点不牛,他是个北京人,做防空隐蔽动作时比谁都快,有一次遇到美国人投燃烧弹,大家怎么都找不到参谋长了,都以为给烧死了,心里那个难受啊。可回去一看,这兔崽子在防空洞里正睡着觉呢!我觉得这样的团首长太不像话,就找上级汇报了。部队容不得这样的主官,很快就把这两人给撤换了。我们团在涟川以北对美骑1师打的那场漂亮仗,是由接替他们的主官指挥的。
“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我有直接体会。关系好的时候,苏联答应帮我们搞三弹,就是导弹、核弹和氢弹。1958年和1960年我两次接到命令去苏联学习,都因为苏方不执行协议而泡汤了,那两次我都把服装和皮箱准备好了。苏联没去成,我被留在沈阳军区警卫炮师作战处,当战役教练参谋,级别是正团。从1960年到1978年,我的正团级保持了18年。
“1963年到1966年之间,全国搞‘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军区派到沈阳724厂搞‘四清’。这个厂子是生产炮弹的军工厂,有上万人。‘文革’开始后,我再次离开军事业务,被派到辽宁台安县搞‘三支两军’。一到了县里,两派运动组织都拉我,这也很自然:解放军支持了谁,谁就是革命派了。为了躲开这些派别组织的干扰,我想出了一招:躲在监狱里办公!台安县是有100多万人的县,我们军人进驻后的最大效果,就是马上制止住了运动派别之间的武斗。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20-9-25 14: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去兵团之前,我在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11师的202团。1968年国庆节前后,我接到了新任务:去黑龙江兵团第4师第38团。
“为什么派我去组建38团呢?当然是用我打仗的本事。成立兵团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一旦双方开战了,兵团马上要组成一支合成军,团变师,师变军,就地抗击。我是炮兵出身,真要打起来,我得在38团的底子上组建出一个炮兵师来。我们旁边的39团的团长在部队是工兵团团长,临战时他要负责组建起一支工兵队伍。有人说,被沈阳军区派到兵团的军人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下放的,我不太了解这些,但我自己没有受排斥的感觉。我领到的任务就是备战,黑龙江兵团是战备第一线,部署到这里的指挥员当然应该是能打仗的干部。
“到农场上任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968年12月28日,差三天是新年。我刚到兵团时的主要任务是抓军事,农活不多时就组织训练。我们在3连组建了一个加农炮排,还组织连、排、班干部训练炮兵技战术。一旦打起仗来,我要以这些人为骨干组建起一个千把人的战防炮团,现在叫反坦克炮,给大家一发军服就上前线。
“38团的所在地是老铁道兵开发出来的850农场,前身是试验农场。派我到试验农场,原因是我在参军前上高中上的是农科试验中学。上级对我说:‘派到兵团那么多人,你是唯一有农业知识的人。’可我参军后一直琢磨的是榴弹炮、加农榴弹炮、火箭炮,以前学的那点农业知识早就饭吃了。但身为军人,我无权质疑命令,也不能畏惧挑战。我到38团后又一点点把农业知识往回拣,还把试验农场改名为卫星农场。那个时代不总是说农业放‘卫星’嘛。
“在兵团那些年是备战而无战,我这个团长的主业到头来还是农业。回想起来,当兵这么多年,真正让我获得了最多社会知识的还是兵团。在兵团是锻炼,也是考验。党政军财文、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地富反坏右,我们团全有,连劳改释放人员都得管,我们团的基建2连就是由‘二劳改’组成的。在部队里我哪里能遇到这么多的工作头绪啊!
“我到38团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放农场老干部。说打仗我们在行,说种地我们外行。再说了,老是搞运动人整人,地还怎么种?我解放干部的办法是两头抓,一头是抓群众,让他们来评议干部,说出自己觉得谁能用,谁不能用,要有凭有据地说。另一头是抓干部,让他们评议群众意见,说出哪些属实,哪些是派性作怪,也要有凭有据。两头调查结束之后,我心里有数了,做出了一个‘干部任用计划书’报到了师里,然后一步步地把农场老干部解放出来,充实到团、营的领导班子里,慢慢形成了现役干部抓军事,当地干部抓生产的分工格局。原试验农场的郭书记被解放后当了我的副政委,江场长当了我的副团长。
“后来4师的36团也合并到了我们团,38团的人数达到了6万,占地面积有5万多公顷,耕地有40多万亩。在我们团界内有两个火车站,两个小型机场,两个拖拉机修配厂,打起仗来能大修坦克。这么大的一个家当交给我,不用心卖力怎么行啊!
“4师有一个领导我就看不上。他来我们团下连队时,喜欢到麦场上拿个木杈子让人家拍照,照完了你倒干活儿啊,人家撂下木杈子就走了。就这一点我就瞧不起他!我们团有个副团长能喝酒,等这个师领导再来的时候,我让副团长去陪他吃饭,我反正不去。
“说到管理下级,我的原则是关心加严格,绝不允许工作在可控范围内失控。有一次我出门办事,半路上汽车没油了。我命令司机扛着油桶步行去前面的县城买油,我就在车上等着。此后,我的司机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过失。”
中午老团长请我吃饭时说:“一定要吃好,但不能浪费,咱们都是种过地的人。”团长夫人在一旁悄悄对我说:“我们老冯今天可是给你大面子了。过年时国防大学的领导要请他吃饭他都不去,派我去给他当代表,今天是他提出要请你一起吃饭的。”
老团长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只是微笑着劝我:“多吃多吃,我赞成‘光盘行动’。”
黑龙江畔的黑河地区,是苏军在“二战”后期攻入东北打垮日本关东军的五大突破口之一。这一带是漫岗和丘陵地区,在西侧大兴安岭和东侧小兴安岭的相夹之下形成一条直抵黑龙江腹地的通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兵团在这里摆下了第3团。团长是“三军老将”段松魁。
在采访段团长之前,我对他早有耳闻。和他一起工作过的3团北京知青说,段团长体型高大,面相有点像狼,看上去有点凶,抗战时他和日本军人拼过刺刀。因为他打仗厉害,1师专门把他派到整个兵团辖区最靠北的黑河地区去组建3团。仅仅这一点,就引起了我采访他的兴趣。
为了见到段团长,我专程去了一趟丹东。团长的儿子段广耀把我从车站接到他家。刚坐下不久,团长进屋了,他果然身材魁梧,气宇不凡。团长和他儿子都住在军队干休所里,两家离得虽不远,但都要爬楼。进屋时他微微有些气喘。我说,您身体真棒!他笑着说:“不行了,现在是纸老虎啦,爬楼都成了战斗。”
兵团各团的团长差不多都是打过硬仗的老军人,段团长的军旅经历就很富有传奇色彩。他告诉我:“我河北保定人,18岁参军打鬼子,农村的人成家早,我那时已经娶了媳妇。”
段广耀在一旁插话:“我妈是大脚,差不多一米七的身高,在当地妇女中绝对是大个儿。她说刚嫁我爸时,我爸又小又丑,当兵走后三年没一点消息。我妈在家日子不好过,还领着我姑姑和叔叔要过饭。我后来看出来了,跟我爸过日子的人都苦,我家哥儿几个当年其实也是上山下乡,知青是从城市下乡的,我们也是,而且是从军队大院下乡的,他到兵团把我们全家都带来了。我爸如果不在兵团待那十年,在部队应该升两级了,我们这些孩子在丹东也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我们都无话可说。我爸总和我们说:和在战场上死去的那些兄弟们比,我知足了,你们也要知足。他们还没有成家呢。”
团长沉寂片刻后接过了话头:
“我当兵那会儿抗战快结束了,正是日本人困兽犹斗的时候,河北的斗争形势很严峻。我父亲是地下党,一直让我给他传消息送情报。后来鬼子把他抓了,又要找我,我就跑到了游击队。那时的游击队小打小闹,没枪没炮也没兵工厂,打仗的家伙什只能找敌人要。鬼子不好抢,我们就抢汉奸。汉奸也有爹妈,也要回家,赶上他们回家时让我们知道了,上门就去收他的武器。我们还找给地主家看家护院的那些人要枪,不给不行,打日本子你就没一份责任?
“知青们说我和鬼子拼过刺刀,那是真事。有一次我们在行动中和一队鬼子迎头遭遇,双方距离太近,马上就是短兵相接。鬼子三八枪的子弹洞穿力强,遇到肉搏战时他们要先把子弹退出来,要不然一枪能打一串人,搞不好会误伤了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拼刺刀时,拉开架势,拍着枪托子哇哇叫,要造一种气势。我从小练武术,身手还行,枪上有刺刀,枪里有子弹,还能怕了他?那次是一场血战,我连突刺带开枪,一口气干倒了三个鬼子,战斗之后全身都是血,有鬼子的血,也有我自己的血。我伤得不重,右手给鬼子的刺刀划开了一个口子。”
说话之间,老团长抬起右手给我看,上面果然有一道深深的刀痕。
团长接着说: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要求各大战略区编组野战部队。1946年,晋察冀军区把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整编成了4个纵队。我们游击队鸟枪换炮,进了正规军,被编进了2纵,后来又被转到4纵12旅,我那时当班长。
“1947年5月华北军区成立了,我们晋察冀4纵被编为华北野战军4纵,归第2兵团。然后就开始打大仗了。11月我第一次参加城市攻坚战,部队在石家庄全歼了国民党第3军的守城部队。1948年11月,我在平津战役中参加了新保安之战,对手是国民党的王牌军35军,我带一个42人的加强排打阻击,战斗结束时只活下来了3个,其中一个就是我。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编制,4纵被编为第64军,隶属19兵团,我们12旅被改为64军192师,我在574团。19兵团在4月份打完太原战役,然后从山西进陕西,归入第一野战军,开始进军大西北的国民党统治区。一路上,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打,一直打到了青海,把国民党50军撵进了西藏。在宁夏时,我被升到了连长。
“西北解放后,部队被调去修建天水至宝鸡的铁路线,忙乎了10个月,又要迎接新的战争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了,38军在10月份最先入朝,我们64军11月从西北调往山东泰安待命,大军在第二年2月开赴朝鲜。
“我这辈子参加了打日本人、国民党和美国人的三场战争,其中就数和美国人打的这场战争最残酷。战争初期,部队的后勤供应跟不上,只能带上够一个星期用的弹药和粮食往上冲,7天7夜不见烟火,没一口热水热饭吃。后来美国人把志愿军的这个进攻特点归结成‘星期攻势’,专门选在志愿军攻击7天之后的时间点上发起反击。我带的是一个加强营,下面有4个步兵连,每个连180人,还外带一个炮兵连。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的营伤亡太大了,在人数上先后补充过两个‘180’,相当于又加进了两个步兵连的兵力,前后总兵力加在一起有一千多人,但等到回国的时候,全营就剩下了120人。”
广耀补充说:“听我爸说,在一次战斗后,倒在阵地上的人血糊糊的一大片,收尸队的人逐个地检查,发现还有一个人挨踢时动了一下,赶紧就抬走医治,那就是我爸。”
说话之间,段团长默默地在茶几上摆开了三枚军功章,那分别代表着他在抗战、解放和朝鲜战争中获得的荣誉。他说:
“我为什么总和孩子说要和死去的人比呢?他们很多人根本没见过勋章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也没人给他们保存了。他们没有后人啊。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但72小时之后才能生效。在此期间,双方都要把在非军事区里的一切部队撤走,由中立国的监察委员会来监督。所以,这协议刚一签,我们64军就接到了回国命令。为了不让国际监察人员搞清楚志愿军有多少参战部队,我们回国时乘坐的是火车闷罐车皮,一路上谁都不许出声,也不能打开透气窗换换空气。火车经过中朝国境线检查点时,国际监察人员问翻译,这车上拉的是什么?我们在车里听到中方人员回答:‘没啥,剩余物资,一车土豆子’,可把我们气坏了,还不敢吱声。两年半之前我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现在连脸都不能露,被当作土豆子运回来了。我们过江回到丹东时,距离停战协议生效还剩下两个小时。
“‘文革’开始后,中朝关系又吃紧了,鸭绿江对面的‘朝修’把机枪都架了起来。那是一段后来很少被人提到的特殊备战,潜在的对手是我们曾经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朝鲜政权。我们部队从丹东拉到了吉林通化,一边训练,一边部署备战。但‘朝修’毕竟不是劲敌,国家的心腹大患还是北面的‘苏修’,所以才有了后来兵团的组建。
“兵团在组建初期的第一要务是备战,准备打仗当然要用能打仗的人!军人守土是应当应份的事,我二话没说带着全家去了兵团。报到后,1师把我派到黑河地区去组建3团。黑河地区一向是战略要地,西面和东面分别是大小兴安岭,3团当面有一百来公里长的国界线。苏军1945年进中国打日本关东军时就把黑河选为了突击口。再往上说,沙俄就是在那里摆下炮舰,逼迫清朝官员签署了割让中国土地的《瑷珲条约》的。现在中国有解放军了,还能让你再欺负?
“当时兵团分析:一旦中苏两军打起来,‘老毛子’还得从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国人叫‘海兰泡’)越过黑龙江取道黑河打进来,我们团的任务就是堵这个口子。兵团派到3团的现役军人全都是从64军抽调来的,选人的标准有三条,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有战时政治动员经验的,有战时组织后勤供应经验的。3团的编制和野战军一样一样的,也是司、政、后三大机关,下面是营、连、排、班。框架搭好后,马上补充兵力,一批批的知青就来了。我们不管招人,只管接收。有多少知青来,什么时候来,都是兵团来安排。
“在兵团管一个团,和在野战军管一个团完全不是一回事。部队的费用完全来自军费,在兵团我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要有盈亏的概念,比在部队时责任更大,操心也更多。我们那里是边境地区,知青每月工资是32元,小兴安岭以北的地区补助5%,再加上边境补贴2%,加在一起是41.86元。我算过一笔账,每天太阳一出,我的团就要花出去80万到100万块钱,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刚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组建和装备队伍,准备打仗。仗没有打起来,我们不能闲着啊,当然就要搞农业。我们去以前,当地的土地是轮种的,我去了以后让大家把地全都种起来了。开始时我一点不懂农业,在生产上依靠的是农场老干部。我的生产股的股长是现役干部,副股长就是老农场干部。再有一点就是培养知青,这些人学农业学机械快,又不怕吃苦,很容易成为生产骨干。
“对我来说,去兵团是一次变了味的调动。刚接到调令时,我只知道去守边防要地当团长,根本不知道给我的兵不是军人而是知青。出发时我领到的任务是打仗,没想到后来成了种地。但我是军人,工作需要,命令下达,咱无话可说。和在部队相比,去兵团对我是苦差事,不但生活的条件比部队艰苦,职务工作比在部队时复杂得多,带兵的难度也大得多,兵团那些年不仅锻炼了知青,也锻炼了我们军人。”
中午段团长父子俩和我在一家海鲜酒楼吃饭。我说:“团长您是前辈,今天我请您!”团长完全不容置喙:“那哪行!你是客人。”我和广耀都是军人的后代,海聊之间,不知不觉干掉了一瓶北大仓白酒和两瓶啤酒。当天团长因为高兴,也少喝了一点。他说:“现在不敢多喝了,以前我喝酒很厉害。朝鲜的冰天雪地练成了我的酒量,回国以后,我用印着‘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缸子喝白酒,一喝就是一缸子,我觉得叫‘最能喝的人’也许更合适。”
兵团现役干部中的“三军老将”几乎都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40年代参军,活到现在的差不多都在90岁上下。有些老团长即使能够找到,也因为体力和精力不足无法接受采访了。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原兵团3师21团的团长袁树魁在身患重病时还表示愿意和我谈谈过去。
在他两个同样当过军人的孩子的帮助下,我在唐山的255军队医院里见到了袁团长。他女儿袁志美事先打电话告诉我:“我爸爸前一段刚住院抢救过一次,现在又住院了,情况不是很好,你要想和他聊,需要找他头脑和精神都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后来让我等到了。志美告诉说,老团长听说我要来很高兴,但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过度兴奋和长时间说话,我最多只能采访他一个小时。为了这一小时,我凌晨开车从北京出发,提前两小时到达唐山。上午8点,我在团长的儿子袁志军的陪同下如约进入病房。躺在病床上的老团长一看见我就笑了,像遇见了一个老熟人。他热情地伸出右手,在和我握手时特意加了一些力量,他笑道:“看我的力气还行吧?”
老团长的牙都掉光了,说话伴随着喘息之声,听力也不大好了,我经常要为说清楚一句话而一连喊上两遍。但当说起过去,他的眼睛发出了亮光:
“我是1926年出生的,17岁时在河北遵化参加了八路军,分在冀中13团6区队3连。打了两年鬼子之后,抗战胜利了,接着我就跟着部队到东北去和国民党抢地盘,最开始我在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后来部队给编为46军。在东北那几年吃了大苦,也取得了大胜利,一路打下去真痛快啊!我跟着队伍从辽宁的沟帮子一直打到广东的汕头和陆丰,那时没有汽车,全靠两条腿走。要说长征,第四野战军的南征也应该算一次。但那不再是战略大转移,是夺取全国的战略大进军。
“我参军时是文盲。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要当好兵就得学习。我的文化扫盲是在部队行军途中开始的,我让走在前面的人在背包上写几个字,我在后面边走边认,认识了,能写了,再换新的生字。我在军队的提职过程中一个台阶都没有拉下,从战士干起,一步一步上来的。我这人虽然没文化,但知道努力,人缘也好,总在部队的机关里晃悠,后来上了南京军事学院,算是拿了个大专文凭。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跟部队过了江,在46军407团的机关里当干事、股长、干部处长。
“回国后,我以414团3营副教导员的身份参加了46军的集训队学习。学习期间领导安排每人当一次老师,给其他学员上一课。我准备了半张稿纸的提纲,但一讲就是两个钟头。首长觉得我这人有头脑,口才好,就把我调到了46军的青联部。
“组建兵团时,我正在46军410团当副团长。当时军队有下地方‘支左’的任务,上级派我去热电厂军管会,我不愿意去,嫌地方的派性太复杂,我就主动要求去兵团。当时部队里的一批年轻干部开始往上提了,我不想在那里给年轻人挡道。就这样,我在1969年3月被派到兵团,刚去时到的是19团,待了一年多后,又被调到21团当团长。21团有4万多人,7个营,号称100万亩土地。
“去兵团的军人当然要挑好的。换句话说,被部队留下的老兵有几个是不能干的?军区要求我们要按管部队的标准来管兵团,定下的纪律很严,干部出了毛病那是真给处分。
“中苏如果真的开了战,临近乌苏里江的21团肯定是首当其冲。那时我们的最大优势就是士气,小青年们嗷嗷叫地等着‘老毛子’过来呢。当然,兵团的值班连队不是正规军,把敌人堵在边界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作战基本方针是:兵团不后撤,农工不转移,一旦身处敌后,就地打游击。对兵团的戍边作用可不能小看,1973年我在21团接待过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克斯威尔,他在采访兵团后写文章说:在中国黑龙江省有一支准军事化部队!这句话说得不错,苏联要想动手,就要先过这一关!所以说,兵团的存在对抑制苏军的入侵冲动肯定是有作用的。
“管农场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管知青,21团在这方面下了大力气。说起来工作是千头万绪,但我认准了一条:先要把知青的生活搞好,生活一好,家长放心,知青安心,其他的工作才好做。
“至今,知青们还把我这个团长当好朋友。我从唐山到北京时,他们只要知道了,立刻就张罗聚会,什么交通啊,吃饭啊,他们全包。多少年了,我在北京一直吃得开,一直有回家的感觉,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感觉那里的亲人多,我们彼此都觉得亲。如果不是去兵团,我哪能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当兵这么些年,我觉得和退役军人的感情都不如和返城知青的感情深,因为我和知青相处的时间更长,经历的也更多。说到上山下乡,我觉得那是必须要安排的,不然那阵子国家也过不去。从兵团接收知青的效果上看,应该说锻炼了一批年轻人,功劳是大的,至于大大小小的毛病,哪里没有?要看主流。小青年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那就是北大荒给他们的品质。我觉得知青这一代人是国家的财富。
“我在兵团那些年艰苦是艰苦,但是一种特殊的锻炼。兵团撤销后,我被分到了牡丹江军分区,21团又变回了853农场。我走的时候,大家那个难舍难分啊,这么多年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的。现在开个会,吃顿饭,说分开就分开了?感情上真受不了。当时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都在哭。要不是来兵团,我一个当兵的人哪里有可能和农场同志有这么长这么深的相处啊?大家分开很难。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853农场出‘小青河’酒。我年轻时特别能喝,60度白酒一口气干一瓶。那天我们是就着泪喝的。
“后来853农场搞场庆时邀请我回去,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一方面我怕回去了给人家添麻烦,另一方面也怕弄得自己心里难受。”
一个小时的限定谈话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就超过了,在老团长的儿子袁志军示意之下,我表示应该告别了。团长意犹未尽地指指脑袋说:“这玩意不好用了,很多具体的数字回忆不起来,帮不上多大忙啊。”
在告别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中苏开战,21团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老团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要派两个营占领黑瞎子岛。”志军在一旁对我说:“你别当真,他现在脑子有点乱。”
我心里清楚,以兵团的作战实力,从苏军手上夺下那个全中国最大的江岛是不可能的,但袁团长的果决答复让我在这个老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不惧任何强敌的豪气。
离开病房后,志军对我说:“你真幸运,我爸好长时间没有说这么长的话了,而且脑子这样清晰。”
通过袁团长的女儿袁志美,我联系到了在杭州的惠丽霞。她也是跟随父母下乡到兵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父亲是原兵团3师19团的政委惠明永。
在丽霞的安排和陪同下,我在距西湖不远处一个茶餐厅单间里见到了惠政委和他的老伴佘阿姨。一月中旬的杭州气候带着温湿,窗外细雨纷纷,室内茶香缭绕,让我联想到这一家三口当年从江南奔赴北大荒时面对的生活反差。
惠政委的祖籍是江苏连云港,闲聊之间,我发现自己和他还存在着一些关联。他和我父亲都曾是新四军的兵,他叔父惠浴宇在担任江苏省长时期,我父亲也在江苏省任职。仅此两点,就让我有了一种面对前辈的感觉。惠政委的参军时间比我父亲晚几年,但打过的仗比我父亲多,我父亲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留在了华中敌后,而惠政委则随大军南征北战了一场,还比我父亲多参加了一个朝鲜战争。他说话时带着的苏北口音,让我听来感到亲切:
“我年岁大了,过去经历的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想到哪儿说哪儿啊。先说几个我能记得住的日子吧,我的生日是1924年5月30日,1968年12月5日调到兵团19团当政委,1975年2月兵团宣告撤销,我在这年的5月调出了。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军队的备战对象渐渐从美国转向了苏联。‘老毛子’把专家撤走了,技术不给了,边防上的挑衅也越来越多。两个都不怕打仗的大国,在政治上分裂了,国土又相邻,这对军事力量较弱的一方是很危险的。为了防备苏联对我们动武,我们在黑龙江的兵力必须加强。中国和苏联接壤的边界线有黑龙江和新疆两大段,在新疆我们有兵团,在黑龙江只有农场,这里离着国家的重工业基地和首都又比新疆要近得多,不加强戍边力量是不行的。靠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国家想到的办法就是派军人和知青去,加上当地农场的力量,组成一个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组建兵团时,我在23军67师201团当副政委。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调令,让我带一个股长去兵团报到,去19团当政委。
“解放军和西方军队不一样,他们只抓作战和后勤就行了,我们还有一个政治要抓。我军的部队实行军政双首长制,政治干部层层设置,一直设到连队的指导员。这一方面是体现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凝聚人心、统一步调和提升士气的需要。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都能打仗?因为这支军队有理想。为什么有理想?因为政治工作起了作用。兵团的政工机构在总部是政治部,在师也叫政治部,在团一级叫政治处,最高负责人都叫政委。我刚到19团时和袁树魁团长搭档,后来21团的团长调到师部当副参谋长了,就把袁树魁调去当21团的团长,19团长的团长被换成了徐凤海。
“沈阳军区给兵团各级机关送政委,是有挑人的原则的。这些人不但要有长期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还要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要能文能武。解放军的传统就是这样,政委在战争中不是单纯的文官,在战斗中也要身先士卒。
“我读书读到小学五年级时,日本人来了,再没机会规规矩矩念书了,我的文化是后来在部队里补起来的。日本人投降那年,我参加了新四军。抗战结束后,部队被编进华中野战军第1师。这个师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很多次有名的战役,1946年苏中战役的‘七战七捷’、鲁南战役中攻孟良崮、拿枣庄,我们1师都是首功。
“1947年1月,1师被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又是绝对主力。在淮海战役中,在碾庄围歼黄伯韬兵团,在陈官庄围歼杜聿明集团,我们4纵都是歼敌最多的部队。1949年2月,4纵被编为华东野战军第23军,开始南下作战。渡过长江后我们先打宁波,然后掉头回来解放了上海。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随23军入朝,开始当连指导员,后来被升为营教导员。1958年回国后,我进了23军驻扎在牡丹江的67师。我们师的干部,多数是以前苏中新四军的老底子。组建兵团时,23军来了一批江苏籍的干部。从历史上看,参加中共军队的江苏人基本上都是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时带动起来的。抗战后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新四军3师跨海北上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师。我们沈阳军区的干部主要是四野的底子,其中当然就有一批新四军的老人儿。
“到兵团来,我谈不上愿意不愿意。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是命令就是工作需要,工作再困难也得上,谁让咱们是穿军装的人呢?刚到兵团不久,珍宝岛战斗打响了,我的老部队23军也参了战。我长期在牡丹江,对边境的形势比较清楚,知道迟早会有一战。珍宝岛之战进一步加强了我的工作紧迫感。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战备搞好,把通向珍宝岛的道路维护好,当然,还要把地种好。军事化管理,首先需要军事化结构,我们到19团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农场的架子改成部队的架子。全团编了4个营,后来又建起了第5营,是武装值班营,它下面设4个连,其中值班4连搞得最好,人称‘红四连’,我记得指导员叫石巨发。修二抚路时,我们19团就把‘红四连’派了上去。
“成立兵团在当时是国家的一个大事情,从地图上你就能看出来。兵团各团是沿着边界排开的,所有苏军在战争情况下可能采用的通道,都有兵团的兵力部署。兵团8年,我觉得现役干部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认认真真工作的。我们军人带兵打仗有经验,种地是外行,走一些弯路在所难免,但从整体上说,兵团的收获大于损失。在战备上,我们没让国土在兵团的手上丢失一寸;在生产上,现役干部在农业上的补课过程,就是一个生产业绩由差转好的过程,这是几十万兵团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农场的老干部和老职工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一直很尊敬开垦北大荒的老铁道兵和‘十万转业官兵’,他们是真正的白手起家,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把后半生都交给了北大荒。
“组建兵团是当时的国策,谁都不知道兵团能存在多久,但有一点大家都清楚:去兵团不是出差,而是去撑起一个大局,所以我们一去就是全家搬迁,对家属来说,也算下乡。我爱人在19团粮油加工厂当统计员,1969年还代表兵团到浙江去接过知青。因为我爱人本身就是杭州人,把她派去介绍北大荒,容易和知青及家长沟通。”
佘阿姨插话说:“我在杭州参加知青下乡动员会,刚一发言就把在场的学生和家长们吸引住了,他们都奇怪:怎么在北大荒还有杭州人?我告诉他们在19团吃什么,住什么,干什么,实事求是地讲,不说大话和假话。要不然人家到兵团后看到的情况和你说的不一样,还不得找你算账?”
惠政委继续说:
“北大荒对知青是考验,对我们也是考验啊。每天三种虫子三班倒,不停地往人的肉里钻,我们下地要戴蚊帽的,这是我们以前在部队从来没有发过的装备。说到管理知青,我的办法是两手抓,一手是软的,关心他们,培养他们;一手是硬的,不允许把‘文革’的城市乱象带到兵团,对打架斗殴要坚决杜绝,对干部欺负知青的情况一经查实立刻严惩。
“我对19团的知青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和部队的战士一样也来自五湖四海,但不一样的是他们都来自城市。他们下乡后感受到的环境变化,和农村孩子进部队是相反的,他们更不容易。知青很单纯,也很正统,上进心普遍强,你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就能干成很多事儿。他们给北大荒带去了各个城市的文化,是北大荒特别需要的。
“我在部队一直做政治工作,比较能琢磨人和理解人。我当时就想,换上我自己,十几岁的儿女去那么艰苦边远的地方,孩子会情愿吗?我们能放心吗?对待知青我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人家父母把孩子放在几千里之外交到我手上,我要是管不好,怎么对得起人家?所以我对他们有一种对自己孩子的感情。”
佘阿姨说:“知青是我们家的常客,我有好吃的他们就来了。我看这些孩子不容易,有时煮一锅茶叶蛋放在那儿等着,知青来了就发。”
惠政委说:“我还认准一点:北大荒不能是文化荒原。对知青搞文艺活动,我特别支持,一次次搞汇演,挑人才,兵团的全场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出在我们团。几十年后,我看到19团的知青有了出息,就像看见儿女成才一样高兴。”
说到这里,反复“强调记忆力不行”的惠政委如数家珍地说出了一大串知青的名字,都是些在事业上比较成功的浙江知青,他还感叹说:“在他们中间比我官大的有的是啊!”他女儿丽霞在一旁笑道:“那是正常的。”
惠政委又说:
“1976年兵团撤销,我回到了67师,三年后赶上大裁军,我转业回到了南方,被分配到浙江省法院,转业军人降半级使用,我到法院的刑二庭当了副庭长。本来我是想回江苏老家的,但老伴是杭州人,这里环境也不错,我就来了。现在说起北大荒,感觉上很遥远了,但又像一伸手就能摸得着。19团的杭州知青和我来往很多,现在他们也都六十岁出头了,总有人来看我,组织聚会时也总请我参加。我因为行动上不那么方便,不能每次都到场,但我心里面装着这些孩子。我当兵34年,其中在兵团只有8年,但我和知青的关系真比部队战友还要密切。”
分手之际,漫天飘雨。我和丽霞在路边等候了好一段时间才为两位老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惠老收起雨伞和我告别说:“不好意思啊,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了。希望你能写出一个真实的兵团。”在雨中,我一直目送着这位老军人乘坐的出租车远去。
约会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天下知青是一家;相互分享知青晚年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健康快乐每一天!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小黑屋|山人家园 ( 京ICP备19017626号-1 )

GMT+8, 2020-10-28 17:00 , Processed in 0.070108 second(s), 17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17 Comsenz Inc.

京公网安备 11010602010205号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